情感倾诉：父亲、母亲和哥哥，我对你们都有愧疚
1959年，野外踏勘时作者(左二)与同事留影
一
我于1936年年末在榆树乡下出生，1954年考入 长春 地质学校，1958年毕业分配到通化地质大队工作。此后大半辈子，我净在深山老林里转。
1959年，我和本村一位18岁的姑娘小君结了婚。她漂亮、勤劳、孝敬老人。那时她在榆树调味厂上班，婚后调入我单位做统计工作。
1962年，小君被精简下放。我想，正好父母没人照顾，就让她先回去照顾二老，当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第一个生下来就夭折了）。她走后我也找组织上说明原委，想要辞职回家。可组织上说啥也不批，连户口都不给，我回不去了。
小君生完儿子，刚满月就抓紧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好给二老买口粮。
孩子平时由我母亲看着。刚满周岁的一天，母亲正哄着他玩呢，听到对门那屋有好几个女人唠得热闹，想过去看看，就顺手把窗台放着的小药瓶拿给孩子玩。
也不知过了多久，待她回来一看，药瓶盖打开了，药撒得哪儿都是。这时她赶紧收好，把药瓶又放回原处。等小君回来给孩子送奶，她也没说。小君看孩子怎么也不吃奶，脸色发青，就问母亲：“孩子怎么了？”“没咋地啊！”母亲没说实话。这时婆媳俩赶紧抱着孩子去了卫生所。经大夫追问，母亲才如实说出给孩子玩药瓶了，里面装的是麻黄碱片。大夫说：“多危险啊！再晚一会儿来，孩子就没命了。”
自从小君回家生孩子后，哥哥、嫂子总找茬儿打仗，指桑骂槐，闹着分家。我挣得少，每月只能往家邮寄10元钱，他们觉得又养老又养小，负担太重，想分出去过好日子。
1963年春节，我放假回家的第二天，哥哥、嫂子就和我谈要分开过。我一看，分吧，不然也过不好年，就与父母商量，二老也同意。大年初一他们就搬出去了。当时就四间房，是按三份分的：我们哥儿俩一人一间半，二老一间。二老跟谁过，那一间就归谁。关于家里的财物，哥哥、嫂子要啥随便拿。
分完家后，小君连累带上火，头疼、迷糊，天一黑就“雀盲眼”，什么东西也看不清。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我就和二老说：“现在小君在这里也干不了活，孩子被药后身体也没恢复，我这次走先把他们娘儿俩带回去。本应连你们二老也一起带走，可是我刚调到大队踏勘组，没有房子，我们还住在招待所呢。等我回去要着房子再接你们。”
可是，我回来不久就被调到延边汪清罗子沟矿点，还是住招待所。1964年10月份，收队到延边朝阳川老头沟，总算给分个不到10平方米的破屋子，只能住下三口人。没有条件接二老，真令我无可奈何。
二
分家后，老两口生活困难重重，别的不说，连吃水都费劲了。那时得到村里的大井挑水，父亲年老体弱，挑不动水，哥哥分出去过了，即使给挑水也不及时，我那儿二老又去不了。所以，分家不到半年，父亲主动要求不分了，哥哥、嫂子也同意。
1964年春节，我们回去探望二老。父亲告诉我，与哥哥、嫂子只合伙几个月，就又分开了。父亲说：“他们竟背着我和你妈偷着吃东西。做大锅饭偷着蒸一小盆大米饭，端那屋吃去。有一次看我俩都不在，煮的鸡蛋，正准备放桌子吃中午饭，不巧看见我从外面回来了，慌忙掀开外屋你妈的柜，把一小盆鸡蛋放里了。等吃完饭，他们都过去了，我打开柜一看是鸡蛋，还热乎呢！”
说到这儿，父亲叹了口气：“我一气之下，就又与他们分家了。”
从此，小君每年夏季都带着孩子回老家帮二老干活，冬季我收队她再回来。直到后来孩子大了，都上学了，她才不去了。
1971年，我们的第四个孩子也出生了。光添人进口，工资却不怎么涨，每月工资47元，比刚参加工作时只涨了3元。要是把二老接过来，一家八口人，这点工资也是入不敷出。看来要与二老一起生活，照顾他们，我只有舍弃工作，辞职回乡。于是我又同父亲商量，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嘱咐我要在外边好好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父亲安慰我说：“别急，家里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深明大义，忠孝双全的汉子。
父亲胆气过人，不畏强暴。听奶奶说，生我那天，汉奸带着鬼子来到我家，说父亲在炕洞里藏有武器，不由分说，就把炕给刨了。母亲吓得浑身发抖，只好抱着刚出生的我搬到邻居家去住。鬼子、汉奸没刨出武器，就把父亲绑起来打，问武器藏在哪儿了。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我家没武器，打死我也没有。”以后鬼子再打、再问，父亲都一声不吭。无奈他们就把父亲带走了。第二天全村300多户人家联合签名做证，才把父亲保了出来。母亲因这次惊吓，奶水没了，我是小米糊喂大的。
父亲爱憎分明，愿为朋友两肋插刀。日本鬼子想灭绝中国人，在投降前就到处埋下了细菌，害得村屯闹瘟疫，一家一家染病，死亡率非常高。我们村也如此，家家闭户，不敢出门。父亲得知好友“老疙瘩”一家也染上了，就戴上口罩，冒着生命危险去看望“老疙瘩”一家。帮着消毒，打扫卫生，安慰他们不要怕。后来他们真的挺过去了。
父亲是出名的孝子，哥儿仨他最小，爷爷奶奶都是他养老送终的。听母亲说，我在3岁时，爷爷去世。爷爷有病期间，父亲有空儿就守在跟前，一会儿按摩大腿，一会儿活动手脚。经常给洗脸、洗脚、擦身体，接屎、接尿不嫌脏，把爷爷伺候得干干净净，一点褥疮也没有。奶奶活到90来岁，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不知干净埋汰。父亲总是看着她，帮她洗脸、洗脚，喂她吃东西。
父亲开明，接受新事物快。在土改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农民会主任。在斗争中不主张打人，主张讲革命道理。那时正是冬天，父亲不慎得了重感冒，在家休息。有一天晚上，批斗会场一共打死四人，父亲知道后上了一股火，感冒更加沉重了，一病两个多月。好了留下后遗症，常年咳嗽，不能干重活。农会主任也不当了。
四
1972年冬，一天我去挑水，因路滑把小腿摔裂了，休病假不是百分之百开支。小君为补贴家用，要到国营苗圃打工。这时小女儿一周岁，离不开人，只得把母亲接来。母亲看了四个月的孩子，说啥也不待了，回去后老两口与哥哥一家又合了伙。
听父亲说，这回合伙后，哥哥强行拆走了我们那屋的隔山板，打了两口柜卖了；还砍了属于我们的20多棵树。父亲一气之下，咳嗽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975年冬的一天，我接到一封来自哥哥的电报：“父病重速归。”当时我的心凉了半截，当天就和小君带着四个孩子赶回榆树老家。
进西屋一看，父亲躺在炕上，脸色灰暗，神情憔悴。听见我们回来了，睁开眼睛，苦笑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回来了，孩子们呢？”这时四个孩子都过来，问爷爷好点没有。父亲开心地笑着回答：“好点了，你们都回来爷爷的病就好一半了。”
这时小君已把水烧好，给老人洗脸、洗脚、擦身子。这回一看，父亲的脸色好看多了。
当小君请来大夫给父亲挂上吊瓶后，大夫偷着跟我说：“你老父亲病很重，应准备后事了。”
谁知第二天中午，哥哥、嫂子准备了一桌饭菜，让我过去吃，把大队支书也找来了，原来他们又要与二老分家。我说：“分也好，合也好，都是哥与老人之间的事了，不过现在说这个不是时候。要想让老爷子走得快，你们就分吧！”这天就没达成协议。
没过几天，哥哥、嫂子没和任何人商量，到了西屋就说：“我们今天要搬家。”说着动手就往东屋搬东西，根本不考虑病在炕上的老父亲是什么样的感受。
在他们搬出去的第四天晚上，父亲和我聊了两三个小时，对我说：“这回我病好后，你回单位找个车，把我俩接去，不在他们眼前了。”
听了父亲的肺腑之言，我心如刀绞，悲痛不已。我对父亲说：“您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等您病好后，我一定把二老接走，我们一家八口享受天伦之乐。”
可是，就在哥哥、嫂子搬出去的第五天，父亲就与世长辞了，享年66岁。
五
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文化，长得瘦小。平时爱搭讪，做事没主意，有时好随心所欲，不计后果。
母亲一生，很不容易，共生10胎，就活我和哥哥两兄弟。
1960年以前，母亲没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榆树北弓棚子我姨家。那年冬天，小君生了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活。当时单位还要我去外地写年终地质报告，没人伺候月子，我就给母亲发了电报。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就在别人的护送下，来到了通化四道江村。
这是个贫穷的小山村。我们在这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民房，没有取暖设施，天气又很冷，母亲没待上两天就够了。她说在山沟待不惯，一看见山就迷糊，说啥也不待了，非回家不可。
无奈之下，就在小君生完孩子的第七天，不得不同母亲一起回榆树了。当时天还下着雪，路滑难行。那时从四道江村到榆树，需要十个多小时……到榆树下车，还得走12里土路。折腾到家后，连累带冻，小君腰酸腿疼，没瘫就万幸了。
1972年冬，母亲来看小孙女时，不吸取曾差点药死孙子的教训，又给小孙女玩药瓶。里面装的是可以催眠的糖衣止痛片，孩子不知怎么吃了一片，尝到甜味还要，不给就哭，一哭就给。结果孩子一睡不醒，后经过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
1975年秋，随着队部的搬迁，我家搬到了九台。后来父亲去世，我就把母亲接到了九台，想让她晚年享享福。没想到住了两年后，我又被调回延边朝阳川老头沟。搬家时，母亲说啥也不去，说不愿意待在山沟里。在整理物品打包装时，不让动她的东西，躺在她的小柜上不起来。后来我把她外甥找来劝她，总算同意跟我们走了。
到朝阳川后，也不好好待，总说要回榆树。劝她不要折腾了，可不让她走就不吃饭。没招儿，只得年年接年年送，夏天走，冬天归。有一年去榆树接她，叔伯二哥对我们说：“别让她来回跑了，岁数大了，不安全。”
接回来后，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她，做她的工作，她当时答应得很好，时间久了又忘了，还要回去，不让走就闹。可回去时间不长，来电报了，说把腿摔坏了，不能走了，让我们去接她。
那是1981年，我不在家，小君只好打发儿子去。回来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一路上下车、换车都得背着她。在长春火车站换车时，儿子又累又上火，连拉带吐，回到家好几天才好。母亲心疼孙子，从此不再折腾了。
1988年，我从平房往楼上搬，她也不同意，说上下楼不方便，没处串门去。单位给分的是三楼，60平方米，七口人，有点住不开。我就自己改结构，把厨房缩小，挤出了一张床的位置给母亲住。
上楼后，小君想干净一下，就把母亲的旧被套、旧床单撤下扔了，她就不让了。小君说：“妈啊，旧的扔了再给您买新的。”她也不听，坚决把旧的都捡回来。
母亲上楼后，是有些寂寞，虽然小君有空时儿会扶她下楼溜达，但毕竟次数有限。她每天没事干，只能坐在床上抽闷烟，要不就是站在阳台上望着窗外发呆。
父亲去世后，母亲经常借酒消愁，养成了每天都喝两盅的习惯。那是1992年的春节，除夕晚饭，是团圆饭，全家都倒上了酒。这晚上母亲高兴，喝了两盅，初一早上就起不来了，两条腿不会动了。我找来大夫一看，说是脑部毛细血管出血。母亲正月初六就去世了，享年83岁。
六
这一辈子，我总觉得自己常年在外，很少顾家，亏欠了妻子，亏欠了孩子，却从不知道自己最亏欠的是为我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母亲，还有为让我读书而一天书没念上的哥哥。
先说父亲。父亲去世后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非常思念父亲。他一生吃尽了苦，遭尽了罪。我成家后，多次许诺让他与母亲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生活，可是他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我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他就走了，让我抱憾终生。
再说母亲。母亲比父亲晚走了17年，随后陆陆续续地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直到去世。但母亲却很少快乐过，不愿意在我这儿待，多次闹着要回老家。当时不理解母亲，甚至觉得她矫情，像个小孩子。现在想来，难道我对母亲就没有做过错事吗？
我在长春念书时，母亲要去看我，我没让她去，怕同学们笑话这个农村小老太太。现在回想，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常言说：儿不嫌母丑，我应该欢迎她去，领她在长春转转，享受一下城市生活。这一点都没做到，还谈什么报答养育之恩呢？！
另外，母亲来我家生活期间，我常年在外工作，一年也就能在家三四个月，很少陪她。特别是住上楼房后，她腿摔后不灵便，很少下楼。留给她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和眼睛里越来越深的空洞。
还有，母亲嗜好抽烟，用惯了大烟袋。我们搬到楼房后，我怕把墙熏黑了，不让她用烟袋，给她买香烟抽。她嘴上不说，心里不痛快，有时偷着掉眼泪。难道墙比母亲的喜乐更重要吗？
母亲想要什么我不能理解，致使母亲不快乐。我身为人子，不能体察她的苦楚，恐怕也谈不上一个“孝”字。
最后说哥哥。应该说，哥哥与老人分分合合、反复多次，不晓得父母养育之恩是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道理，只想自己出去过好日子，是不应该的；更不应该的是，父亲还在病危之中，他却闹分家搬出去住，不管父亲的死活……
虽然哥哥不是完美的儿子，也不是完美的哥哥，但我就是完美的弟弟吗？
哥哥大我7岁。他的暂短一生，为这个家没少出力，也没少吃苦。自从父亲得了咳嗽病不能干力气活后，他就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除了种地外，家中的扒炕、抹墙、推碾子拉磨等重活都是他的事。
解放后我上学念书，父亲没让他念，因为家里没劳动力不行。他虽然因此对父母有所抱怨，但为了这个家，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不公平待遇，继续干活养家。
哥哥一生中，没享过福，没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夏天穿自己家做的布鞋，冬天穿靰鞡。他的一生，就是干活的命，梦想有个好日子过。我也暗中下过决心，等我有条件了，一定把他接出来玩玩，见见世面，开开眼界。没想到他1980年得了肝癌，享年才50岁。
我在外面工作一回，哥哥没花我一分钱，没穿我一件衣服……特别是在哥哥去世时，我正在野外找矿，没能看他最后一眼。
有种爱，总因为血缘的亲近而被视为理所当然，被忽视了，甚至被挑剔。
父亲母亲，你们会怨儿子吗？还有哥哥，弟弟也愧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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