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溥仪逃亡前在伪满皇宫的“最后一夜”

伪满皇宫博物院兴运门背后的钟表，为何永远定格在9点10分？它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昔日的伪满皇宫，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的是哪座门？它为何被称为“卖国门”？这座曾经屈辱而压抑的“皇宫”，它的一扇扇门见证了怎样的历史？

3月7日，踏查长春团队将2015年的首次踏查地选在了伪满皇宫博物院，本报记者跟随历史的足迹，为您解读伪满皇宫各大“名门”背后的往事。

见证逃亡

兴运门上钟表定格在9点10分

兴运门是伪满皇宫内廷的大门，它建成于1934年1月，时值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皇帝前夕。溥仪认为自己即将成为九五至尊，便命人在其门楣上雕刻二龙戏珠图案，并亲自将其命名为“兴运门”，希望“国运”从此兴隆。兴运门背后的钟表永远定格在9点10分，指的是1945年8月11日晚9点10分，这是溥仪离开伪满皇宫、走上逃亡之路的时刻。兴运门不仅没带来伪满洲国“国运”的兴隆，反而成为伪帝逃亡的历史佐证。

关于溥仪逃亡的时刻，目前学界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溥仪在8月11日晚9点10分离开伪满皇宫，也有学者认为是当日午夜离开的，其根据均为亲历者的回忆，但溥仪在1945年8月11日逃离伪满皇宫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他在伪满皇宫最后的时刻是如何度过的呢？他又做了哪些事？记者采访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老师。

发放遣散费

伪满官员溃逃前小发“国难财”

据王庆祥介绍，1945年8月11日是关东军规定的溥仪等人必须离开伪满皇宫的最后一天。当天上午，伪宫内府为留守人员发放遣散费，很多人一拿到钱便各奔东西了，但溥仪的随侍们仍非常忠诚地追随他。溥仪给每名随侍发了4万元“安慰费”，给跟随他的李国雄发了5万元。李国雄是跟随溥仪多年的老仆，溥仪非常信任他，将一些特别重要的物品都交给他装箱，“龙袍”以及最珍贵的手卷等都是李国雄经手的。

与此同时，伪满政府各部大臣们也都在溃逃前夕发了一小笔“国难财”。据伪尚书府大臣吉兴说，他那天收到伪国务院派人送到家中的3万元，曾问来人“这钱是干什么用的？”答复说：“不知道!反正是每个大臣一份。”不一会儿，伪军事部又派人送来2000元，还有一张10万元的支票。可是银行已不再支付现款，支票形同废纸。当时不仅是伪满大臣发了“国难财”，低一级官员也都有份，连汪伪政府驻满使馆人员全有份。

大溃逃前

溥仪家族在伪满皇宫的最后一夜

据王庆祥介绍，伪皇后婉容有病，早早地由宫里的几个太监服侍着上了火车。宫中最后只剩下溥仪和他身边的“宫廷学生”溥俭、毓嵣以及随侍李国雄，再就是李玉琴和在她身边的溥俭之妻叶乃勤、毓嶦之母四太太以及乳母二嬷，一共8个人。

当晚，吉冈通知他们前往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厨子们都已经离开了，李国雄找来饼干和干净的食用水，请“皇上”用膳，李玉琴和叶乃勤则为“皇上”备好了出行穿用的军礼服、马靴、军刀、帽子和手表等。

溥仪家族溃逃的幕后指挥者是“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溥仪逃亡的汽车就是他调来的，一共4辆，第一辆里坐着3个日本人，除吉冈安直外，还有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此人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日本宪兵司令官、日本近卫师团长和陆军次官等职务；还有一个日本人是宪兵曹长浪花，他是负保卫之责的。李玉琴和叶乃勤、毓嶦之母四太太、乳母二嬷上了第二辆车，溥俭和李国雄上了第三辆车，而溥仪和毓嵣则上了最后一辆车，这是一辆红色车身、黑色顶盖，还有两个特殊装置的大型轿车，车前车后跟着4辆摩托。那时候也讲不得净街站岗了，临时拉响了防空警报器，市内闲杂人员纷纷躲避，“皇帝陛下”一行便乘机溜了。

汽车开抵长春东站时，专列“展望车”正焦急地等待着吉冈的命令。跟着溥仪登上这列溃逃专车的，除溥仪的家族人员外，还有许多伪满的头面人物，如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参议张焕相、井上忠也等，还有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大臣卢元善、阮振铎、于静远，以及伪满兴安局总裁巴特马拉布坦等人。随后，溃逃的专列便离开了长春，到达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王庆祥介绍说，在今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溥仪与伪满洲国》一书中，对当时的情况将会有更详细的考证和记录。

长春晚报 记者 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