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精英群体

28.10.2015  11:40

  有留学生来信:最近,美国出了个值得品味的事件,有个14岁的穆斯林裔少年,为了给新老师留个好印象,将自己制作的小闹钟带到学校,结果被校方误以为定时炸弹报警而被捕。此事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奥巴马发微博邀请其带闹钟去白宫作客,希拉里等名流转发微博鼓励孩子,哈佛和麻省理工宣称自己学校欢迎这样的学生,脸书、谷歌等公司邀请他参观工作场所,微软还给他寄去平板电脑、智能手环,有电视台邀请他参加电视节目……

  该事件一方面反映美国社会存在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也反映美国精英阶层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正面引领社会,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反观我们,很多政治精英谨言慎行,商业精英埋头赚钱,文化精英热衷口水仗,影视体育明星常常把大众引向金钱和浮躁,更可怕的是一些网络“精英”,刻意激化矛盾,撕裂社会。

  精英,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各领域处于顶尖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更大。中国近现代产生的精英群体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封建统治与小农经济,导致“精英”层缺乏独立人格与创新能力。又由于中国朝代更替较少妥协,更多是玉石俱焚,文化人屡受摧残。

  西方人讲,“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三代出绅士”。这说明,人文品格或精神品质需要长期积淀。即便血脉断续,积之不厚,毕竟有一批人走在前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层。然而,一次次冲击,还是在瓦解着这个群体。“文革”将文化精英瓦解,伴随经济大潮而来的功利主义将经济和社会精英瓦解,反腐将罩在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头上的光环摘掉,本应成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界,一些人沦为“砖家”、“叫兽”、“公知”。

  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当下精英群体如何才能浴火重生。某些精英沦落,有两个原因比较突出:一是精英层的担当和牺牲精神退化,创造力与感召力减弱;二是社会管理方法滞后,未能为精英成长提供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其中突出的是未能跟上网络时代的社会发展步伐,以平面媒体时代的观念应对网络时代要求。

  有网友发帖:“喜欢看评论,看多了发现,无论好事坏事,理正理邪,人们一慨是愤懑与暴虐,那种无理性的发泄,让人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这其中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精英”。

  当下问题的关键不是“精英”启蒙社会,而是他们需要被启蒙。从思路上讲,精英们要思考中国崛起于世界的路径,但必须奠基于制度基础与发展阶段;要开创新的精神力量之源,建构精神大厦,但不能在尚未建设时就把既有的摧垮,导致精神虚无;要勇于批评监督公权力越界,官员失职渎职与腐败行为,但目的是强健国家、政府和社会,而不是瓦解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形象地讲,要利于伤口愈合,而不是撕裂的同时往伤口中撒盐。根本而言,精英的姿态和立足点应当是也必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那么,我们怎样把精英引到这样的路径上来?重要的方法是确立科学的精英评价标准。标准当然是柔性的,且具体内容也有待达成共识,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的话,应当为精英所关注,同时有所遵循:“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说明,要成为真正的精英,功利价值不可少,但这背后一定不能缺少品德的支撑。

  该做什么样的精英,该形成什么样的精英阶层,这是走在大国道路上的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也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命题。

(责任编辑:卢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