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明体”与“达用”

　　1959年，英国小说家、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表达了他对“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日益分裂与对峙的忧虑。人文与科技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基本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国学者有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认为，人文与科技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对科学的认知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则相对稳定，人们对善恶美丑的认知在长时段内变化不大。因此，自然科学类的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往往只有科学史料的意义，数百年来少有人问津；而人文科学类的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则对今天的社会仍有影响。钱钟书用“明体”与“达用”这两个中国哲学的范畴来概括人文与科技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明体”与“达用”，二者缺一不可。人文与科技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所差别，但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交融共存、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明体”方能“达用”：没有对人类社会的深刻体察和对人文的深入把握，科学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反而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多风险和危机。另一方面，“明体”还须“达用”：科技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对这些新问题的思考和观照、对这些新挑战的应对与化解，正是人文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兼顾“明体”与“达用”，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改变着人文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方式与形态。就拿文学来说，网络文学已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花千骨》《琅琊榜》《芈月传》这些有较大影响的影视作品就来自网络文学的改编。当今的很多文学创作和想象，也深受科技影响。比如，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幻小说《三体》，就运用了许多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和结论。同时，人文科学研究也吸收了众多高新科技成果。比如，基因研究对人类上古史作出的分析，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历史研究格局，其研究成果已成为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的新资源。同时也应看到，虽然科技“致用”的功能十分强大，但它离不开人文之“体”的引导。没有人文科学的支撑，科技发展成果就难以得到普及，也难以受到必要的伦理和价值制约。就此而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可谓大势所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代表的不仅是科技文化，而且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科学技术是强盛之基。但科技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其不当运用也在不断使人类自食苦果：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突出，以及由此带来道德危机、价值失范和心理疾病增多，等等。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工业化不断向纵深推进，正确处理人文与科技的关系更加重要。我们既不能沉湎于已有的人文传统，无视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也不能像西方那样片面倚重科技，而忽视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从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一方面，公众的科学意识还有待提升，科普工作仍是一项紧迫任务；另一方面，如何从人文科学与文化的角度认识科技、运用科技，规范科技发展，同样是一项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