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百年创业史的N个瞬间 梦想还是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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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化学家范旭东

状元企业家张謇

卢作孚和他创办的民生公司

荣毅仁

鲁冠球（右一）作为万元户接受表彰

1988年的曹德旺

创业初期，书生意气的王石

刘桂仙领走北京首张个体餐馆执照

办起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右）

柳传志早年工作照

上世纪80年代的张瑞敏（右二）

上世纪80年代的年广久（左）在卖瓜子

马云能创业，凤姐也可以。这是最好的创业年代，马云这样说，连《人民日报》也这样说了。

回首百年中国民众创业史，在内忧外患中，起伏跌宕间，中国人追求财富的野心时代，一直和个体、家庭、国运连接在一起。

1915年的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中国企业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展品达10余万种，共获得奖章1200余枚。

1877年的《纽约时报》曾记载说：“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

但现在不同了，在互联网年代，中国的网络巨头将有机会统领世界，当然，他们有机会发展壮大和国内互联网环境相对独立不无关系。

即使如此，阿里巴巴、微信，俨然是世界级的创新模式和产品。这是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征服世界以来，最伟大的商业成就。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在近代中国，晚清和民国早年的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绅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那个时代过去了吗？

1915：沉浮

1915年6月2日，34岁的美国“海归”陈光甫开办了上海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银行，其商业之道第一次对准了普通人。一块钱就可以开户，当时被讥笑为“1元银行”。但正是他，开辟了中国银行业零存整取等创新储蓄模式。

利用“1元”发家的还有一对兄弟。这对兄弟创业始于1902年，在无锡建成中国第十三家面粉厂。兄弟俩的最大对手是晚清状元孙家鼐家族，面粉销路不畅，于是他们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在这种创新驱动下，兄弟俩在1915年开始了大规模扩张。人逢喜事精神爽，弟弟在第二年又生了第四个儿子，取名荣毅仁。

无锡的荣家兄弟从面粉里的1块铜元起步，商业王国就此开启。

相距无锡不远的上海有一家永安百货，第一次在霓虹灯上写出口号“顾客永远是对的”，六层楼的商场里提供酒楼、旅馆、弹子房、舞厅、游乐场、戏院，号称“统销全球百货”———按现在的话讲叫“商业综合体”，开辟了中国商业第一街“南京路”。

对比之下，到上世纪80年代，重启征程的北京百货业，开始不再冷脸对顾客，一个商场标牌上写着：“本店不殴打顾客”。

1915年既是个创业的年代，也是个创新的时代，日本海归化学家范旭东在天津创业，久大精盐公司产出中国本土第一袋精盐，打破了外商的垄断。范旭东还建立了中国企业史上第一个科学家团队，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哥伦比亚化学博士侯德榜。8年苦斗，造出了国产纯碱，1926年获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

那个年代的企业家，并非只求赚钱。状元企业家张謇致力于家乡南通城建，到1922年，南通被评为中国的理想城市。

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开始对企业家大规模打压，中国民企一时间落花流水。但1928年到1937年，中国的经济史却也被称为黄金十年，不过，那是政府强烈干预经济的十年。

这期间，出了个企业界大人物卢作孚。1929年，37岁的卢作孚买了第三艘船“民望号”，他的民生轮船公司逐渐成为长江水运主要民企。曾经做过报纸主笔和总编的卢作孚是个具有商业天才的理想主义者，成为长江航运的龙头后，依然生活朴素。

费孝通记录的江苏省吴江市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缕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

在东北，1931年，沈阳的兵工厂造出中国第一辆载重卡车，当然是组装的。在举国抵制日货的风潮中，化工专家吴蕴初研制开发的“味精”，在市场上全面战胜了日本人发明的“味之素”。

1937年夏天。21岁的荣毅仁大学毕业了，他新婚燕尔，雄心勃勃，准备在全国开办几十家面粉厂。另一边，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举办创业10周年纪念会，公司已成长为长江上所有外资航运公司敬畏的对手。

7月7日，炮火来了。荣氏兄弟的家业、范旭东的化工厂全面沦陷。创业变成了救国！包括上海青帮大佬虞洽卿、杜月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民营船业，开始“沉船”行动，阻塞日军航道。

1938年，商人卢作孚组织他作为长江船王最悲壮的“中国版敦刻尔克大撤退”，在武汉的40天里，为了拯救中国军人和工业设施，卢作孚不眠不休，眼窝深陷。那是一百年来，中国商人最伟大的瞬间之一。他的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后来卢作孚回忆：“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以19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转折点：本来就发育不良的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而国营资本以及官僚资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强化。

战后，孔祥熙突袭银行业，宋子文收网纺织业，让两个数百年间民间重要产业被国营化。到1948年上半年，国家产业资本已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1956：枯荣

1949年，胡风赋诗《时间开始了》，宣告“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开始国有化改造。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全行业公私合营。10天内宣称实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北京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乐松生、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积极配合公私合营，先后当选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

上海永安百货国有化，改称上海第十百货公司，1987年改建成“华联商厦”。

1956年7月15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了。以国家的名义，共和国长子———中国一汽扬眉吐气。

1958年起，2500万农村青壮年劳力被征调到城市。到了饥荒年代，他们又被精简回家乡。被精简回去的浙江萧山乡村少年鲁冠球，城市工人梦破灭，他筹了110块钱，在村里搭起草棚开起自行车修理铺。

“文革”期间，农村与城市不同，一些人为生存而创业。曹德旺，今天的福耀玻璃董事长，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开始贩卖水果。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带领23位顺德居民，每人集资50元，创办了“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瓶盖。这是“美的”集团的前身。1969年，鲁冠球创办农机修配厂，缔造了中国最大的民营汽车零部件公司万向集团。江苏的华西村那时是“全国学大寨”的一面“红旗”，而同时，村支书吴仁宝却开始抽调20个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1999年，华西村股票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

那时的城市国营工厂，有人拿着一切材料、配件、破铜烂铁，家用或是卖到黑市。

1976年，国家财政收入出现29.6亿元赤字，国有经济面临破产，但邓小平却还在被批判中。

十年“文革”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将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1/3。

“文革”结束时，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剩下19万人。一个数据是，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

在1966年～1977年间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江浙及广东沿海一带，像鲁冠球的小作坊式队社工厂并不少见。全国农村有10万家社队集体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外。这个群体里的能人，成为改革开放后创业者的主力。

1978：春天里

历史注定要改写，时代必然要重启。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科学养殖的文章，他激动不已。因为此前的报纸全是革命、斗争、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那一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改变了中国的方向。

1978年，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 吉林 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四川的刘永行、刘永好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因“出身成分”不好未被录取，他们一怒之下办起养殖场，20年后成为“中国首富”。

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入狱的四川人牟其中1979年底出狱，办起销售部，以后的10多年里，他始而“中国首富”继而“中国首骗”。

在香港，36岁的荣智健，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之子，找到堂兄弟，再度开始家族式创业。荣毅仁的父亲民国年间在香港开办了数家纺织厂，股息和分红30多年一直未动，这成了他孙子闯荡香江的资本。

1979年，鲁冠球创办的小农机厂已经悄悄走过十年，工厂已有400号人，年产值达到300余万元。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返城，成为“待业青年”，有些人为了谋生想要当个体户。

一大批小工厂正在广东兴起，他们的创始人大多数是当年逃往香港的偷渡客。在北京，一个叫刘桂仙的中年妇女领走了全城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她养育五个孩子，开了个小饭铺———悦宾餐馆。外国记者来访问：“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

1980年10月，中国最顶尖的核聚变专家、46岁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在中关村一个仓库里办起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安徽的年广久，1982年时在他的傻子瓜子工厂已雇工105人。“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成了严重问题。直到邓小平说要再“看一看”，年广久才没有进监狱。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彻底放开。

1982年， 长春 君子兰疯狂，9月的红旗街，最高叫价高达15万元一盆。全城人带着梦想铸造了巨大的泡沫，但在严禁公款买卖、公职人员倒卖的禁令下黯然破灭。

1983年，牟其中因为倒卖座钟，“投机倒把”又被关进监狱。深圳有位聪明人，正在以倒卖东北玉米开始发家，他叫王石。

当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次谈话不久，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有个工作人员辞掉了铁饭碗，悄悄潜入深圳，他叫潘石屹。

1984年被称为“公司元年”，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开始。倒卖玉米的王石那年办起“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是万科的前身。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引进了德国的“利勃海尔”电冰箱，开启了海尔的光荣。40岁的柳传志决定改变，开始了“联想”创业，启动资金是中科院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性质为国企。开始时实际上没什么技术，什么都倒卖，从电子表到运动裤衩。20年后，联想以16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事业部。

那一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呆够了，他将南下深圳，一场商战就此开始；在惠州，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工厂，生产录音磁带，成就日后的TCL。

新词“万元户”在1985年已深入人心。办照相摊起家的大连退伍兵姜维，跑到北京几经磨难才办下来1957年后中国第一家私营公司牌照。

1986年，中国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

这一年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打工了———他后来创办了新浪。

1987年，在杭州一个狭小、潮湿的街巷里，42岁的宗庆后办起了后来的娃哈哈儿童食品厂，“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传遍中国。

当年9月，43岁的退伍军官任正非在深圳创办了民间科技公司，注册资本2.1万元。

这年，第一次出现“企业家”这个词，之前都被称为厂长或经理。那一年前后，四川的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几人已经靠着饲料业悄悄聚起了上千万元的资本，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靠产业发展完成千万级资本积累的家族。

新的融资模式重启。1988年12月，万科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一元，王石亲自带队上街推销股票，甚至跑到菜市场里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叫卖。一年多后深圳股市开张，万科以000002号正式上市。

然而，价格管制形成大量“倒爷”和民间贸易公司，商品流通的计划体系破坏，造成乱涨价和通货膨胀。人们发现先富起来的貌似“官倒”，心态失衡开始爆发，物价闯关失败，通货膨胀加剧，中国开始了抢购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

9月26日的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改革路上的弯路》为题报道说，“中国的改革正在失控。为了应对危机，物价改革上个月被冻结。”

“物价闯关”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经济失控，中央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

《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

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打击私营企业的偷税漏税，流通环节的专业市场开始清理。“傻子”年广久再一次进了监狱，私营老板产生恐慌。

一个牌子为“北极花”的冰箱厂老板把工厂捐给当地乡政府，此人当年用120元做起生意———街头照相，然后办过冰箱配件厂和冰箱厂。1989年，他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上缴给集体，然后南下深圳读书。这个“胆小”的人，后来造出了汽车名叫“吉利”，是的，他叫李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