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和创新中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主导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问题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左翼文学发展十分迅速，到了20世纪40年代，不仅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话语，而且其声势也已经盖过了在中国曾经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文论。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即将被选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他的“总报告”中自豪地宣告：“五四”新文学经过三十年发展，“封建文艺”已经“在理论上解除武装”；“国民党法西斯文艺”“受到全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唾弃”；“欧美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已经完全破产”，新中国文艺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本方针，“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这种判断并非仅仅基于一个胜利者的乐观与自信，而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有逐渐弱化的危险。这表现在与各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比，甚至与中国古典文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少。而且，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中，多数人实际上关注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真正把注意力放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面，对其理论内涵进行总结，把其基本理念与立场作为自己的文学理念加以坚持的学者；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于中国当下的文学现实，努力去创新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一些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难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进行反驳，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的学者，也比较少见。

　　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就外部环境看，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开放，大量在西方产生的新的理论思潮涌入国内有关。国外思潮的大量涌入，使得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激烈的理论竞争。而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又存在着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过于迷恋的倾向，整个文论界在追逐西方理论话语的过程中，对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形成的中国“新文学”的理论传统，缺乏正确的评价与应有的信心。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现实语境的变化与文艺状况的变化都是十分惊人的。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文学作品在文本存在形态、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等方面都与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媒体融合所引发的文学传播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巨大变化，也对原先的文艺理论范式提出了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之前形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文论话语，其原有的概念体系与研究范式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自身也有许多应该反思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之初，就把关注文学实践、指导文学实践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诉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往往有着十分明确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对自己时代的文学发展也有着强烈介入的意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周扬、胡风等等，大多兼有作家、批评家与理论家多重身份，身处影响巨大的文学社团之中，是引领时代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鲜明的理论主张对特定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影响力。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格。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缺乏与批评家、作家以及当下的文艺作品、文学现实对话的兴趣与能力。当文艺理论家的理论研究既不结合具体的文学实践，又不试图介入与影响新的文学实践时，就很难产生应有的影响，更不要说去主导一个时代的理论话语。

　　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中主导地位的重要理论意义

　　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存在的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是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包括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立场方法去解决不同学科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存在方式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另一方面，它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中又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研究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立场方法的运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学术存在方式，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就中国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而言，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除了受社会现实与文学现实的影响外，理论上一直要面对四种资源：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发的文艺理论。这四种理论话语在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构成极其复杂的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国家意识形态自觉建构的因素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则基本上是上述几种理论话语在相互竞争中形成的。

　　20世纪前半叶的理论实践表明，无论是在面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围剿时，还是在面对“左翼”文学自身遭遇的理论危机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观点与理论立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展示出了强大的应对能力。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文革”其间，中国的文艺理论也曾走向误区。而在接下来的纠偏与拨乱反正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仍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而且能够面对复杂的理论环境与现实环境。在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时，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理论自信。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主导地位，需要有开放的理论姿态与创新的理论勇气

　　加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主导权，实际上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系统性的理论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好一元话语领导与多元话语并存之间、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必须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统领。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必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一理论使命。但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自身的建构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的态度，而是必须在多元话语的竞争中去建立自己的理论领导权，在与社会现实、文艺现实以及不同理论话语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丰富与完善自身，并不断从其它理论中吸收有益的成份去发展自己。只有这样，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保持自己的时代性与先进性，具有鲜活的理论生命力。

　　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整个文论话语格局中的领导地位，需要不断地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与方法进行斗争，才能够确立和巩固。但是，在不同理论话语的竞争中，采取唯我独尊的理论姿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其它理论思潮，不加区分地完全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立面之上，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不仅不利于正常的理论生态的生成，而且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发展与理论领导权的建立。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内部，一个学者采取“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允许其它有建设性的观点存在，更不愿意听到对自己观点的质疑，是极其有害的。自信开放的理论姿态，一元话语领导下的多元话语并存，以及相互之间所形成的良性理论互动，是巩固与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

　　正确解决守正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领导权的加强，同样十分重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自身的哲学基础、思想体系、理论观点与阶级立场，对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与此同时，在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形成了许多核心命题与独特的理论指向，如对文艺人民性的强调、对文艺家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关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等等。这些理论特色，也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但是，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活方式，新的文艺现实，必然为文艺理论提出许多新的命题。如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只注重守正，不注重创新，那么其理论的阐释力与有效性必将大打折扣，最终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理论建构绩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够在不断创新中适应时代的发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需要在不断创新中保持其在现实面前的理论活力。在守正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创新，是巩固与加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主导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泓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