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报总编与经济学家纵谈“供给侧改革”：怎么看 怎么办 怎么干？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预示着我国经济治理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
有分析认为，政府关注点开始从管理总需求转向管理总供给，“供给侧改革”将成为贯穿“十三五”的主线。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我们该如何深入理解“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国家的供给革命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如何从供给侧发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着这些问题，吉林日报社总编辑陈耀辉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新常态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陈耀辉：我们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述“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时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必然”，另一个是“必须”。他特别指出推进“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请问刘校长，我们该如何理解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
刘伟：“供给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首先要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和新要求入手。
这种新变化，首先就是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起点和新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总量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为1.8%，世界排名在10名之外，而到了201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74.4万亿元，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为14%。这意味着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另外，2010年，我国人均GDP第一次跨越了温饱线，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起点。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万多元，平均年增长在8%以上，这对于约占世界人口23%的中国人口基数而言，8%的增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这些数量的变化，还有一些质量和结构上的变化。比如城镇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20%，2016年底，城镇化率超过了50%，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史上通常所说的加速期。再比如工业化，我们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经济结构中将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要全面实现新型工业化。
其次，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新变化，它会产生新约束和新瓶颈。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从供给侧来说，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供给侧的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个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创新四个方面，它们系统地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得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过去，核心竞争优势就是要素成本低，现在这个优势越来越淡化了，甚至成了劣势。这就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改变，否则将使得产品的成本大幅上升，会形成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长期成本推进型的高通胀，必然使得这个国家在市场上既缺乏竞争力，又使得社会缺乏稳定。
从需求侧来说，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供给能力增加和市场化越来越深入，这时候就出现了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就要求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要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提升带动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转变为主要依靠质量和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来带动经济增长。
如果在需求疲软、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没有创新和效率提高，没有新旧动能转换，那么需求疲软必然带来企业的市场销路不畅、周转资金失灵，就会导致停产甚至破产的企业数量增加，出现高失业等社会问题。过去，高失业问题不大，尤其是在中国，大量的民工们可以返乡，基本的吃住不成问题。而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旦出现了结构性的高失业，失业的群体变成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他们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冲击要严重得多。
具体到我国来说，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出现了“三期叠加”的新特征，即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次贷金融危机之后的消化期，这就使得我国经济运行的矛盾比过去要复杂得多。
陈耀辉：现在一提到经济新常态，很多人会联想到另一个经济现象，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在您看来，“三期叠加”会导致我国经济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吗？
刘伟：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到，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
我查阅过相关资料，发现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从达到上中等收入的起点到迈进高收入的起点，平均用了12年4个月。我国在2010年达到上中等收入的起点，按照那70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计算，我们将在2022年前后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又发现这70个国家里，从发展中国家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穿越的只有15个。如今世界上共有115个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有100个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拉美漩涡”到“东亚泡沫”，再到“西亚北非危机”，其中根本原因就是深深陷在了“中等收入陷阱”里面。
现在，构成这个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所以我国才提出了一个战略性举措，就是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至于说“三期叠加”是否会导致我国经济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习总书记在《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这个机遇期归纳起来，就是习总书记讲的一句话：“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
“双重风险”根源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陈耀辉：我们知道，“供给侧改革”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要采取两手都要抓，但是为什么在提法上却单提“供给侧改革”呢？
刘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即经济下行威胁和潜在的通胀压力并存，而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集中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所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的问题，但结构性的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现在，我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投资需求为什么疲软？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流通中的的广义货币存量大概是160万亿左右，去年我国GDP总量达到了74.4万亿，而且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的融资渠道基本上是畅通的，所以根本不是没有钱的问题，而是供给侧方面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
从供给侧特别是实体经济方面来看，创新力不够、创新驱动不强，缺少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升级的动力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扩大投资规模，就意味着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必然造成低水平的产能过剩，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而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也是出在供给侧。从实物经济看，供给就是生产。供给侧生产的产品不行，价高质次，安全标准保障不了，产品结构落后，不适应现在人们不断升级的供求结构，所以你卖不掉。再从货币形态看，供给就是新生产出的国民收入。这些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是有问题的，集中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上看，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政府税收、企业资本盈余和劳动者工资三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政府税收的增速最快，平均每年增长18%以上。而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增速最慢。但是在这三部分国民收入里，只有劳动者的工资主要是用于消费，它的增速相对慢，比重在下降，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导致了长期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而消费拉动的作用相对较弱。
从微观上看，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过再分配，最后分解为居民收入。而这个微观分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般来说，如果20%富裕的人占有40%以上的国民收入，就已经是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了。而我国从2002年到2016年的10多年里，居民收入差距从来没有低于这个警戒线。
收入差距拉大后，会带来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所以就造成了富人有钱花不出去，穷人不敢花钱，也没钱花，这样的消费倾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要求就会出现矛盾。因此，就迫使我们的“十三五”规划做了一个硬性规定，就是居民收入增速和GDP增速要保持同步。
我们还有一重风险，就是潜在的通胀压力大，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侧的高成本推动。现在是需求疲软，我们的高成本产品很难卖出去，可是一旦市场开始活跃，这些高成本就会转化为高价格，因此导致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
因此，我国经济的“双重风险”并存，表象上看是需求疲软，深层的原因实际上是供给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克服经济失衡，关键要从造成失衡的供给侧入手。
“供给侧改革”不是西方的供给革命
陈耀辉：既然“双重风险”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供给侧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运用“供给侧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呢？
刘伟：首先，我们要明确“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作为政策举措的作用对象。所以，习总书记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三去一降一补”。
而这个生产者，又分为劳动者、企业、产业和区域结构四个层面。对于劳动者来说，“供给侧改革”可以采取的短期措施，比如增加补贴和增加收入、降低所得税等，目的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对劳动者采取的长期措施，比如提高技术水平、身体素质、教育投入等，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
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供给侧改革”可以采取的政策也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的政策包括调节税收和信贷利率、增加出口补贴等，目的是要降低企业的实际成本。而长期的政策主要是着眼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效率和可持续增长。
那么，对于产业来说，“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包括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两个方面。产业组织政策的目的是把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关系协调好，提高这个产业的素质和竞争力。而产业结构政策处理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包括三大产业的结构、投入产出的结构、主导产业群落的选择、新兴战略产业的扶持、夕阳产业的退出等，这些都是不同产业之间结构关系的调整。所以，产业政策是“供给侧改革”特别重要的手段。
再有就是区域结构。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是否合乎生产力布局的规律，是否合乎地方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这种结构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和国民经济的结构效率，所以它属于广义的生产者。
其次，我们要明确“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在于推进结构调整。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供给侧改革”纠正经济失衡的路径和为此付出的成本，与需求侧管理不同。
宏观经济失衡，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需求疲软，经济萧条，高失业，另一种是需求膨胀，经济过热，高通胀。如果从需求侧管理入手，一旦刺激需求，就有可能加剧通胀，而紧缩需求，就有可能加剧经济衰退。所以，如果单纯从需求侧管理入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的话，就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
而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就可以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活跃供给，改善企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企业仍然有钱赚，仍然能扩大生产。而企业增大产出，就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这样我们在解决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同时，就不会付出通胀的代价。
从2010年底至今，我们从全面反金融危机政策轨道回到了之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轨道。今年以来，我们又进一步明确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这是一个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它最大的问题是政策的效果可能相互抵消。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考虑的是稳增长、保就业，而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的，考虑的是反通胀，防泡沫。这两个政策方向不同、目标不同，结果就是政策效果相互抵消。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统一到一个方向和一个目标上来呢？就是因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失衡。由于“双重风险”并存，导致宏观经济从总需求管理来说，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只能是适度，所以就采取了这个松紧搭配的办法。
但是，松紧搭配的政策举措解决不了通胀和失业的根本问题，只能是缓解。因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问题不是总量问题，也不是速度快慢问题，而是深层里的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话说回来，如果经济过冷，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本不可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而在高通胀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大家在抢购，又根本不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西随便卖就好啦。所以说，只有进行需求侧的管理，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防止恶性通胀和高失业，才能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
正如习总书记所讲，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或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陈耀辉：我们知道，历史上西方国家也曾提出过供给革命。在您看来，它与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是一回事吗？
刘伟：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曾提出过供给革命，但与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根本不同。
首先，西方的供给革命要解决的是滞胀，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是他们难以克服的根本矛盾，所以难以成功。而我们虽然面临着“双重风险”，但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统一，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其次，西方的供给革命不涉及经济结构，他们只关注税收，而受税收影响最重的是需求，即总体购买力的扩张。他们把结构问题看作市场问题，不应由政府调控，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以结构调整为根本。
再次，西方的供给革命的政府政策会影响到生产者，但是这样的政策结果最后可能否定自由竞争的经济，所以他们不敢贯彻到底，只能中途退出。而我们建立的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政府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国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这在制度上并没有原则性的障碍。
制度创新背后蕴藏着“大逻辑”
陈耀辉：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又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新政策，请问刘校长，我们该如何深入理解“供给侧改革”与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刘伟：贯彻“供给侧改革”，我们需要一些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保障非常重要的是要以改革为引领，而改革引领需要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所以习总书记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也就是说贯彻“供给侧改革”，需要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
制度创新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经济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市场失灵、长远发展、公共安全等领域里，政府要当仁不让地起到主导作用。而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微观领域里，市场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上新的提高。
政治制度创新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要内涵，就是对私权特别是市场主体竞争权利的保护，对公权特别是政府公权的规范。
这两方面的制度创新，需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说到底，在通过五大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这是我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要求。
其实，100个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直接原因是没有转变发展方式，而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创新不够。
他们经济制度的变革落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化不够深入、全面，市场体系不够完备，政府功能错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政府却做不了。另一方面，政府大量越权，否定市场的独立性，导致市场失灵。
另一面，他们的政治治理能力低下，导致民主与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的需要。使得企业的市场主体权利得不到保护，政府的公共权力得不到规范。这样一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这和我们国家有着本质的差别。
十八大以来，我们首先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进而提出两个“中国梦”，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进行了概括。紧接着，对于新常态下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提出用“供给侧改革”来带动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体现五大发展理念，为此，要创造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制度条件。
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重点是经济改革，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因此，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不仅是出于中国的历史发展需要，而且是总结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概括出来的。我们不要孤立地去谈新常态、供给侧、新理念和“四个全面”，实际上这是一个完整的大逻辑。我们要从逻辑整体上去理解和把握，才会对当前中央的战略布局和政策举措有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
作者：陈耀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