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要有信心，更要有办法
核心要点：
■ “稳”就是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判断形势，坚定经济发展的信心，努力做到稳中求进。
■ 在新常态下，抢抓机遇才是真，埋头苦干方为实。只有善识机遇、善用机遇、善抓机遇，真抓实干、把握大势、脚踏实地，才不辜负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大好机遇，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新业绩。
■ 我们需要正确把握与处理好四个关系：处理好创新创业动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关系；处理好科学分工与有效协同的关系；处理好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编者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按照中央确定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善于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提质增效的前提下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考验。这组笔谈告诉我们，办法远比困难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要有充分的信心。
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在长期结构性因素与短期周期性因素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针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定不移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此，全面准确认识“稳”与“进”，就成为紧紧扭住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前提。
准确把握稳与进的关系。“稳”就是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稳”是“进”的基础。新常态下，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持续降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如果经济增速过低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经济效率下滑，不利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特别是经济减速若形成惯性，就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因此，必须把发展牢牢地握在手中，千方百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是十分必要也是有条件实现的。但是，如果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水平，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实现过快增长，即使一时收效，但最终会造成大起大落，断不可取。因此，应对新常态，基础在于“稳”，才更利于经济结构与效率之“进”。
“进”是“稳”的保障。实现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稳”与“进”往往是脱节的。另一种方式是依靠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来实现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产出率的提升。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进”可以促进经济运行上的“稳”。因此，通过调结构和转方式，以进促稳，才能实现“稳”与“进”的统一。
宏观调控贵在实现“稳中有进”。中央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政策可以运用。从当前实际出发，要实现稳中有进，宏观调控既要做好需求侧管理，又要注重供给侧管理；既要用好总量政策，更要用好结构政策。
提高投资效益是关键。从长期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短期看，投资又是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年我国投资率是最高的，然而投资效益却相对较低。应对新常态，稳增长离不开扩投资，关键是要引导投资投向高效益的部门。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尽可能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要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际基础设施投资，还要重视发达地区城市群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补课”；不仅要扩大对“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要更加重视对“软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劳动者技能开发、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建设，这些都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领域，扩大这方面的投资对于提升投资效率十分重要。
树立底线思维是前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在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积累了较大风险，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的关系是当务之急。稳增长有利于防范风险爆发，但是在选择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加剧风险积累或产生新的风险，在经济平稳增长中不断化解风险因素。
全面推进改革实现“以进促稳”。以改革释放增长活力，是以进促稳的根本途径。从历史经验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低谷，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面对困难，中央有序推进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同时加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与潜力，不仅克服了短期经济困难，而且有力推动了结构升级，迎来了此后的“黄金十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推动结构升级、效益提升的要求更加迫切。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重要来源是工业化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部门转移。随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对外转移潜力已经不大，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效率提升（如技术进步、管理改进等）和资源在非农产业间重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体制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农村集体用地制度、国有企业、政府管理体制等重大改革，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活力，推动结构升级与效益提升，实现以进促稳。
坚定信心更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义平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坚定信心更重要。信心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预期，使投资者敢于投资，消费者愿意消费，经济发展顺畅有力。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判断形势，坚定经济发展的信心，努力做到稳中求进。
信心来自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认识。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一般说来，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长为一个发达经济体，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是因为产业空间大，国内生产总值基数小，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供给充分，外需拉动力强。此外，支撑最初发展的产业相对简单，产业层次较低，具有明显的模仿性和粗放经营的特点。第二个阶段是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发展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是，传统产业相对饱和，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在该阶段，需要通过调整结构和创新，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统一。第三个阶段是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基数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放缓，但增长质量更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已步入了第二个阶段，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却与当前的潜在增长率相吻合，每一个增长的百分点所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量更大。
信心来自我国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正在持续推进。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发达地区可以发挥前瞻效应、旁侧效应，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上台阶。而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则可以通过有序承接产业转移，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2014年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就是例证。可以确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可以稳定健康发展，续写新的增长奇迹。
信心来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与举措。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丰厚的红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之所以会有丰厚的劳动力红利，是因为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充足。世界上比我们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但大多数却没有实现劳动力红利。因此，劳动力充分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把便宜的劳动力变成了劳动力红利。正是依靠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业热情，使中国创造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今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举措将进一步释放这种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广泛而有效地诱发来自于民间的创新，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进一步释放蕴藏在人民中间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