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研究要准确把握历史定位

原标题：治理现代化研究要准确把握历史定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专门对这个主题发表重要讲话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治理现代化”成为全国上下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主要关键词之一，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也成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研究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应该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相结合，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和发展道路相结合，与实现中国梦的复兴道路相结合，概而言之，也就是要在把握好历史定位的前提下做好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推进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找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国家政府治理体系，离不开所处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要找到准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方向。这是由以下四点决定的：

　　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建筑的基本规律要求我们适应历史阶段的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一句话是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发展产物、是人脑的生命运动机能，意识的内容来自物质世界，物质决定意识。人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自觉地改造物质世界，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第二句话是说，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当然，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和设施，一经建立，又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出现，会产生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并进一步影响相应的思想观点，强烈地影响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这个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范畴，需要有发达的现代生产力和经济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为此，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同时以经济发展作为拉力，全面进行政治及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关键领域的改革，从“现代化”的更高层次上达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均衡。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与规律要求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如果片面地、单向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那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情况很难解释。因为历史证明，巴黎公社失败，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率先迈入社会主义；相反，十月革命，当时相对落后的封建落后国家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获得了发展，但多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紧张关系下，斯大林模式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挑战，加上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风波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先在波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都出现了政治动荡和政治革命，并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1989年，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需要在不断的改革和调适中寻找发展的路径和轨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探索与现代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寻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稳态平衡，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不断地得以平稳推进。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有了九十多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也有了六十五年的历史，回顾过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胡锦涛、习近平在新的历史阶段，根据发展的实际问题和特点，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及其改革方向。在取得成功和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严重曲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如革命道路选择中的摸索和牺牲，大跃进中出现的经济生产力生产关系脱离实际，“文革”中意识形态民主化超越整个历史阶段等，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让我们更加明白，准确的历史阶段、明确的历史定位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意义重大。

　　未来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推进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重要的反向推动作用。要适应当前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等特征和发展需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乃至国家和政治治理体系，也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和改造。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深刻地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及逻辑关系
 

　　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认真分析其理论内涵和实际特点，有针对性地分析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并梳理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基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该阶段的基本任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全国人民比较富裕；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复兴梦是社会主义中国中长期的发展目标。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梦”成为了我党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实现中国梦的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坚持“中国梦”的引领，致力于政府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表述清晰地表明了党中央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顶层设计，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路径安排。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逐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实现中国梦，必须把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引领到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这是因为：第一，实现中国梦的两个百年目标，政府使命责无旁贷；第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道路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方向；第三，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培育公共行政精神；第四，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改造政府治理动力；第五，实现中国梦必须维护公平正义，必须建设公平政府；第六，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梦，政府职能必须适应性地发生转变；第七，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政府的责任；第八，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这都需要国家和政府治理在国际外交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积极研究“国家与政府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摆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把握好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前提下，对以下问题做深入和切实的研究。

　　一要研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问题。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往往对行为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往往对于未来的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先导作用。为此，一定要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研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问题。目前，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非常多元，甚至有些混乱，有滞后、落后的一面，也有激进、超前、不切实际的一面，如效率和公平，集体和个人，奉献和索取，民主和权威等，各种价值观差异很大，在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方面都需要有个“度”的拿捏和平衡。我们需要研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问题，对落后的僵化的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扬弃，对于过于超前的思想意识要拉回来；对于效率和公平，既要承认差异性，又要克服绝对平均主义，按能力贡献分配；对于集体和个人，既要尊重保障个人权益，又要处理好公和私的关系；对于奉献和索取，要责权利相统一，付出回报成正比，也要加强监督约束；对于民主和权能，既要充分尊重民主，又要尊重集中和权威，不搞极端民主化和民粹，不搞西方式民主。在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方面，要加以改进，区分党员干部和社会民众的思想价值观的不同要求，使政府治理的理念更加符合人性，符合需求，符合文化，符合国情，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

　　二要研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国家治理离不开治理的主客体关系。因此，必须要研究治理主体问题。现代治理体系下，政府、政党、公共团体等各种组织，立法、司法、执法等各成体系，决策、执行、监督等权能体系，以及治理过程和环节中存在的“治理”的结构（主客体）体系、功能体系、内容体系、运行体系和目标回应体系等等，都有着自己的组织、构成、功能以及现代化的标准。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来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研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核心就是治理主体的现代化问题。

　　三要研究治理客体的现代化问题。在现代治理中，主客体是一对相对均衡的相互关系，为此，治理客体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重要。国家和政府的治理通过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社会发展情况、文化发展情况、人民发展情况等体现出来，而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和客观的历史规律。要加强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地研究和尊重这些现代化规律，只有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长久地保障社会长治久安，持续地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繁荣社会文化环境，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美丽的中国梦！

　　四要研究治理目标和对象现代化问题。只有明确了国家和政府治理是为了谁，依靠谁？才能明确改革让谁受益的问题。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首要就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要服务人民，解决全部中国人的民生和发展问题。这就明确了，在我国，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总量是一方面，发展质量同样重要。我国在维护大多数人的发展权的同时，要保持底线思维，关注广大弱势群体，提升短板，为更多的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要重视和解决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要重视与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要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谋福祉。

　　五要研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问题。科技的发展是现代化的第一特征，那么在信息化的时代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治理手段的现代化是难以回避的话题。治理手段的现代化要求我们继续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完善行政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带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善治。在具体手段上，我们要梳理和分析传统手段和现代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要正式学习和尝试各种更加符合现代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新手段。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要更加深入地分析行政、法律等强制手段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要学习使用协商、对话等非暴力强制手段，使我们的国家在治理能力方面得到更大的提高。

　　六要研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问题。改革难免会遭遇到阻力，其顺利推进需要有一定的动力机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利益问题，而动力机制就是全面的改革。李克强总理说过，要继续保持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改革能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能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在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问题上，习近平提到了利益综合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只有把利益问题协调好，安排好，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优先的利益得到保障，并且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合理均衡，改革才能顺利推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才能顺利达成。

　　七要研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治理环境和治理任务也很不一样。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治理手段方式要有所区别。为此，我们要研究改革的步骤、阶段以及目标之间的前后关系问题，公共政策设计中，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习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要注意分类指导分步实施。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确保实现既定的目标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