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科学学术评价体系 引导中国学术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强调要牢牢掌握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把实践与理论、学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评价标准西化、评价导向有失偏颇等。如何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标准，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意义重大。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樊建新。
科学的学术评价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樊建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党把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就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后，又提出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强调要牢牢掌握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把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中国学术更好地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建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等，用中国理论、中国价值、中华文化占领思想理论阵地，用中国话语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项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诸多工作中，有一项工作是必须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好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
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领航者、风向标、助推器，直接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处于中枢地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作用。
导向鲜明、编制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会极大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极大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极大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因此，学术评价是为哲学社会科学“定标准、立规矩、树导向”的工作，属于典型的“顶层设计”方面的工作，必须高度重视。
学术评价导向西化危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个现象，就是部分学科西化以及一些教学科研单位学术评价导向西化，比如，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这一倾向表现得就似乎比较明显。您怎么看？
樊建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评价的导向和牵引作用。对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早在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就曾著文批评过国内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存在的西化问题，即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一定程度旁落。近10年过去了，该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科学评价和科研标准西化的问题，在职称晋升和科研奖励等方面也有一些表现，您是否有同感？
樊建新：近些年，一些科研机构在制定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时，盲目推崇SSCI，对在SSCI期刊发表的文章给以重奖。这种导向导致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据2014年一篇题为《从某重点高校论文评级看意识形态之争》的网文披露，某学院规定，在6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15万元，在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6万元，在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2万元。这300余本刊物几乎囊括了经济管理类的所有英文刊物，成为该学院职称晋升的核心指标。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只奖励300元。这种“重国外轻国内”的做法，在国内应该不是个案。
另外，有的高校为了体现所谓的“国际化”，在职称晋升条件中硬性要求申报者必须满足“在国外取得硕士或以上学位”或者“具有连续一年以上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等条件。提出这种要求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和学科属性，“一刀切”地适用于所有学科，对于有些学科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害，比如马克思主义学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很少，能够接收中国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类访问学者的地方更少，为了得到访问学者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与西方学术话语相同或相近的题目做研究，导致“不务正业”，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学科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表现吗？
樊建新：这种“国际化”倾向也体现在教材选用和课堂教学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十多年来，推出了不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这些教材都是全国顶级专家学者下大力气“磨”出来、经中央审定的，虽然有关部门在推广使用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有些没能真正“落地”。比如“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在使用过程中就受到这种“国际化”的冲击。一些高校经济学院在贯彻所谓“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用双语教学，即用汉语和英语讲同一门课。用汉语讲的时候，用“马工程”教材，用英语讲的时候，就把美国英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搬来念。后来一些学院干脆全用英语教学，直接搬用美国英文原版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经济学》这本重点教材就被弃用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科学的学术评价有助于学术繁荣，能够引导学术发展、促进学术创新。而以上这些问题，对科研教学会产生什么不利影响？
樊建新：学界都知道，学术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向是科研教学人员的指挥棒，直接决定着他们的职称评定和职务晋升，因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科研领域和科研方向。如果在选任干部和职称评审上一味注重有无海外留学背景，一味以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客观上就会造成一种不好的导向，引导学者热衷于用西方思想理论的话语来分析中国问题，这对那些意识形态强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史学等学科的冲击会很大。中国问题的研究应当由中国人来主导，中国实践应当由中国理论来阐释。“言必称西方”、“唯西方标准是举”的问题不解决，势必削弱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危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多方力量多管齐下掌握学术评价主导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学术期刊、一些主管机构等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樊建新：在构建学术评价体系和确定评价标准时，我们都很关注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国内期刊评价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已经成为许多单位开展学术评价工作的重要参考，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在制定学术评价标准和编制指标体系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体现了鲜明的学术导向，克服了过分注重量化评价、轻视定性评价的弊端。如201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就坚持了这一原则。
在重视类似上述四家期刊评价机构这种专门机构、专业团队的评价工作的同时，不应忽视另外一些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它们体现在学术活动的很多方面。比如学术评奖就体现了一种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特别是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评奖，如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期刊奖，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图书奖、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著作奖等，体现的是党和国家的意志，通过评奖向学界和社会表达我们主张什么、弘扬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鞭挞什么、抵制什么。评出的奖项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取决于我们是否掌握评奖的领导权。如果评出的奖项存在严重学术方向问题，那就会产生不好的导向。
又如，类似学术（咨询）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期刊编辑委员会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它们起着把关定向的作用，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小到一个院系、一本期刊，很多学术单位都组建有类似的学术机构。大家也都习惯于从这些委员会的成员上来判断这个学术单位的学术倾向和理论方向。什么样的专家，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导向，他们会在相应的学术活动中利用这些平台来行使话语权，制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方向，评审重大项目乃至评奖。这对学界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导向。
再如，学术荣誉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一些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给一些学者颁发学术荣誉，如学部委员、终身教授、一级教授或者资深教授等。学者获得种种学术荣誉后，在各自的单位乃至各自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大家学术成长的一个标杆，起着巨大的学术示范作用。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就是学术权威，他们的文章著作、发言报告、讲座授课、意见建议等在学界和社会上就更有影响力，社会上各种评审、评奖往往也请他们去。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些专家掌握着很大一部分学术评价权。
还有，类似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重要机构，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中央主流媒体，更是起着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作用。比如中央党校是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的地位很高，它对学术导向和理论方向的引导力也很大，大家对中央党校及其下设的一些教学研究单位的学术方向也极为关注。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个定位”的要求，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因此中国社科院在全国社科界必然起着引领学术方向的作用。这些国家级的社科研究机构和思想文化传播媒体在全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功能，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问题的过程中，更应格外关注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他们在影响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方面，确实有责任也有义务。那么，如何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樊建新：有学术活动，就有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在现实中，体现学术评价和学术导向的场域很多。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的制定权固然很重要，但是一种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确立以后，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到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真正起到领航和助推的作用，往往取决于落实这些标准时各个具体环节的领导权或主导权的状况。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只有掌握了那些具体环节和领域评价的主导权，才谈得上真正发挥了学术评价的导向作用。否则，再好的评价标准也会落空。因为选什么样的人当学术咨询和顾问，给什么样的人授予学术荣誉，课题评审、项目评奖、学术评价时选什么样的人做评委，这些看似没有什么领导权的事情，恰恰有很高的“权力含金量”，它们确实是一种领导权，一种指挥棒，一种影响力，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一种不可不抓的“软实力”。
这些问题关系到教学和科研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关系到教学和科研“培养什么人”和“为什么人服务”，关系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极其重要，需要高度重视。（樊建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