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催生新发展理论

　　理念是理论的“纲”，决定理论的观念体系和结构框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形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理论、新体系、新话语开辟了道路。

　　 构建经济发展新理论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更不可能破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就需要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发展新理论。

　　构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状态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状态的经典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一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如保持工资的较低水平以增加企业利润，扩大企业投资以加速工业化等。但是，这些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面对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遇到的经济转型等难题时，就失去或部分失去了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也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及时实现经济转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原因之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指导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构建经济转型的新理论：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引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二是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三是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四是从注重“引进来”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五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

　　构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理论。发展经济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工业化道路，即传统工业化道路。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对推动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突出知识和信息技术对增长的重要价值，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主要解决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新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忽略了知识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同时推进信息化和知识化，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和农业，就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将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方向和思路。一是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城镇化，走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智慧城市建设协调互动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三是协调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走用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四是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巨大市场，为信息化快速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构建发展中国家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发展经济学虽然注重技术创新对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其重点是强调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进技术创新。后发优势理论对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技术创新是可行的、有效的，因为这类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通过学习和引进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这一路径，有效促进了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需要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寻求突破的情况下，学习和引进技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就越来越小，因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是学不来、引不进的。同时，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也使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将指导我国从以下几个方向丰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理论：一是在一些科技领域占领全球科技制高点，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或前列；不仅要推进应用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整合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进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寻求科学或工程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二是既要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推进技术创新，也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推进技术创新。三是通过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四是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环境。

　　 打造经济发展理论新体系

　　新发展理念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将在以下两个层面引领打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体系。

　　在整体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这一有机体系，把既有的一些经济发展理论和观点系统化为理论学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在丰富的中国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提炼出许多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及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背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和条件，以发展为主线，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发展为主要构架，可将以上经济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系统化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新体系，主要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具体层面，每一个发展理念构成一个具体的理论子体系。例如，创新发展理念超越了以往把创新主要理解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局限，提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四大基本要素，形成四位一体创新体系。这个四位一体创新体系的理论含义是：科技创新需要以重大理论创新为引领，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一切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解放思想、实现理论创新的结果，是文化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创新促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后三者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前者，如互联网技术催生了网络文化的繁荣，理论创新丰富了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则形成我国独特的改革文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丰富实践和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条件，理论创新成果需要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中接受检验和得到完善。

　　 获取经济发展理论话语权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将为我国在世界上获取经济发展理论话语权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兼容并蓄，彰显理论的科学性。这是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继承性和包容性决定的。继承性体现在：把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的首位，是与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理论一脉相承的；协调发展则源自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以及“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理论等；共享发展理念则是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深刻思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等重要思想的科学继承；等等。包容性体现在：创新发展理念借鉴和吸收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有益成果，将其提出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等纳入创新发展的子系统。此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科学成分也被吸收到了创新发展理念中；等等。

　　形成独特的概念、范畴、逻辑、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中国贡献。这是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决定的。这一理论基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检验、修正、完善已有的发展理论。例如，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作出新的修正和发展，提炼出独特的概念、范畴以及理论体系，赋予其新的内容，是我国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独特贡献，也赋予发展经济学新的活力和生命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理应在世界上获得经济发展理论的话语权，使我国拥有与经济发展硬实力相称的理论软实力，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黄泰岩，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校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