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意义之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
02.05.2017 12:10
本文来源: 社会科学院
会议现场
2017年4月15日“文本的意义之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协办。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张政文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领导与专家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社长邵汉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副院长文学国教授、意大利都灵大学MassimoLeone教授、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AbelKouvouama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GorrinaWagner教授，中国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和陆扬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上海大学曾军教授、西北大学段建军教授和谷鹏飞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杨明明教授、《社会科学战线》主编陈玉梅研究员及文学编辑王艳丽研究员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致开幕词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社长邵汉明研究员致开幕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张政文教授主持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邵汉明研究员分别致开幕词，对与会学者的莅临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对会议将要取得的理论成果高度期待。张江教授指出，当下重新提出“文本意义之源”的问题，不仅是对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现象的一种反驳，更是建设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努力。邵汉明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以学术为本，开风气之先”是《社会科学战线》的办刊宗旨，为学术和学者服务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
在大会的学术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就“文本的意义之源”及其阐释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主题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体论”与“生成论”：意义的源头及其阐释方法
邵汉明研究员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以“名实”“言意”关系为出发点，生发出两种不同的意义观和阐释方法，一是以儒家为代表，认为“名实相符”“言可尽意”，即作者赋予了文本意义，而且这个意义可以被准确传达；一是以《周易》为源头，以老庄为代表，认为“名实不符”，即作者无法准确表达意图，文本的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强调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会者的重要作用。这可视为中国阐释学的传统和渊源。
关于这个问题在西方学术史上同样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张江教授总结的，一种是从古希腊到尼采之前占有优势的阐释学观点，认为作者意图赋予文本意义，而且意义是确定的、可以把握的；一种在尼采之后直到当下占有绝对优势，以去本质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色，认为文本没有确定的意义，其意义创造的决定权在读者。在这两条阐释学的发展主线上，文本阐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将其总结为：作者赋意、文本传意、读者释意和张江院长提出的“理论自带意义”的“强制造意”四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均产生了不同的阐释框架，如源于作者的社会历史批评、源于文本的结构主义新批评、源自读者的接受美学、源自理论的预言式批评、源自对话的视域融合理论等。曾军教授认为，这些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别，即实体论与生成论。实体论认为文本的意义起源有一个实体的主体或者对象，这个实体预设了判断意义的标准，规定了阐释的方向；生成论认为意义不以固定的实体为其来源，而是产生于各相关因素的相互交流和矛盾冲突中。比较而言，实体论的观点囊括了更多理论史上的成果，对象明确，易于操作，但有时不免偏颇；生成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趋于全面、合理。这也是复旦大学朱立元先生所强调的，他认为，在西方阐释学史上，以贝蒂为代表的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阐释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贝蒂将理解（阐释）的过程表述为三个要素——作者主体、富有意义的形式即语言文本、解释主体的互动统一过程，对单独强调文学意义产生于任何一个单一来源的观点给予了纠偏。朱立元教授进一步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赞成“包含作者意义在内，又向读者再创造意义开放的，生成性的文本意义中心论”。
文本意义产生于多源动态的过程中的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但是多源动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具体的文本阐释和意义探寻上还有很多理论问题，如多源结构的层级和秩序，动态生成过程中各因素是均衡发展还是有所侧重（如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强调了在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批评家的重要作用；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教授指出了开放的文本在意义生产过程中重要的连接作用），等等。这些理论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
上海大学曾军教授
二、“当下时空”与“历史复原”：语境之于意义阐释的重要性
张江教授在研讨过程中不断强调：“你在什么时候说一句什么话，他的意义是不同的，而不仅仅在于这个话的内容。”这就明确指出了“语境”对于意义的重要性。“语境”之于本次会议有双重意义，一个是对于“文本意义之源”这个提问本身，一个是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
就第一点而言，朱立元教授认为，贝蒂的阐释学理论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受到足够的重视，是因为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理论的19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当时学界在进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这样的背景与西方的现象学思潮暗中相通，因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被学界广为接受。而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政文教授认为，2014年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论”其实质是挑起了一个新时代的话题，当下我们再度追问文本的意义之源从哪里来，就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问题，也是思想界的问题。这预示着可能我们的时代精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一种泛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转向更理性的对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的突破和超越。
就第二点而言，与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语境之于意义阐释的重要性。意大利都灵大学的MassimoLeone教授认为，解读从来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必定受到上下文以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上下文为阐释提供了小的语言环境，包括语义规则和系统，时间和空间则是宏阔的历史语境，一个有效的意义阐释必定是受制于以上因素的阐释。来自法国的AbelKouvouama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陆扬教授分别以法国黑人文学和《红字》的具体文本分析，说明作家的身份、所处的历史语境对其赋予文本的意义有重大影响。来自英国的GorrinaWagner教授将文学阐释放到更大的文化和学术语境中，以西方对中国陶瓷的态度的转变和医学解剖图作为一种艺术为例，指出一种更有效的阐释，不能仅仅出于文学的角度，要超出作者、超出文本、超出读者，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解读。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文学文本本身就是以审美为特质但却内涵包罗万象的一种存在，以多种视角切入、阐释其意义是恰当的。
语境为文本的意义之源提供了更切实的可以把握的依据，它可以是复原作者意图的线索，可以是文本自在存在的环境，同时也是显示读者价值的场域，更是使文本意义各要素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对话的媒介，可以实现历史语境与当下情境的对接。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GorrinaWagner教授（左） 意大利都灵大学MassimoLeone教授（右）
法国波尔多政治学院AbelKouvouama教授
复旦大学陆扬教授（左） 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右）
三、“私人阐释”与“众声合唱”：阐释的公共性及确定性
文本意义观的多元化、阐释方法的多样化，特别是在“读者中心论”盛行的时代，文本的意义必然显得扑朔迷离，难有定论。但张江教授认为，人类理性认识的目标是确定性，这是为历史所检验的，毋庸置疑；作为人类理性认识活动之一种的文本阐释、意义探寻同样是对确定性的追求。那么何种意义是文本的确定性意义，哪种阐释是恰当合理的阐释呢？张江教授首次提出了“公共阐释”的新概念。他认为，确定性的意义和有效的阐释，是能够为公众认可，并进入人类知识系统被长久传播的意义和阐释。作者在文本意义上具有时间优先权，但不代表在意义的确定性上具有优先权；任何私人化的阐释，纵使才华横溢、天马行空，只要这种阐释没有被公众接受，不能进入人类的知识系统被有效传播，那么这种阐释及其挖掘出的文本意义就是无效的、不确定的。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张江教授的这一理论创新，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朱立元教授认为，绝对同质化的公共阐释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种有比较的趋同，而且“公共阐释”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变化，“公共团体”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当中。意大利都灵大学MassimoLeone教授认为，公共阐释必然涉及阐释群体，而群体由个体构成，这些个体必须具有独特性，能够为群体贡献独特的智慧是个体被群体接受的条件。
“公共阐释”对于解决文本意义之源的问题是富有创建性和巨大意义的，它或许能为一个类似于“斯芬克斯之谜”的问题找到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出口。需要强调的是“公共阐释”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一个社会一个历史时期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公共团体”，这就涉及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家斯坦利•费什讲的“解释群体”，一个解释群体的“解释策略”和“群体设想”是群体内个体博弈、矛盾统一的产物。那么，究竟哪一个“解释群体”会成为时代的主导和潮流，进而规定了文本的确定性意义，进入人类知识系统被传播，最后可能还是取决于各个不同“解释群体”之间博弈的结果。
上海交通大学杨明明教授（左）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右）
西北大学谷鹏飞教授（左） 段建军教授（右）
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教授
会场一角
本次会议讨论热烈，真正实现了学术的对话与争鸣。会议在“文本的意义之源”这个原点性问题上，有总结、有反思、有深入、有生发，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点和希望。
《社会科学战线》陈玉梅主编作会议闭幕发言
会议闭幕式由《社会科学战线》陈玉梅主编做总结发言，陈主编认为，这次会议“主题精深、讨论精彩、组织精心”，是一次焦点集中、亮点频出的高水准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产生的理论成果一定会在文本意义理论、文学阐释学乃至国际国内学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与会学者对专业问题的精道论述、对学术事业的精诚之心，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努力，让大家激动且感动，《战线》一定会一如既往地为学术、为学者服好务！
（责编:李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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