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采：觅信仰之灯 与真理同行

      现年83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上图，资料图片）还清晰记得，1947年初夏的那个下午，自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情形：“围着一张小方桌，对面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完成后，16岁的中学生郑科扬迈出了自己追寻真理的脚步。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当年的懵懂少年已成为学高身正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学者，但他仍坚信“求真之途，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几年前，他在答一位老同志的赠诗时，深情地以诗言志：“九旬赋诗非自嘲，略抒文采令人陶。思敏身捷老当少，壮志若昔信念牢。国运中兴正展俏，愿与苍生共欢笑。名利更比浮尘小，甘作红烛我尽烧。”

　　冬日的阳光从窗外投进来，洒在办公桌上。信念之火驱散着朔风寒意，室内恍若初春。

　　“越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就越需要理论的指导”

　　1931年7月，郑科扬出生于四川省江油县。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郑科扬的家乡。在郑科扬的童年朦胧记忆中，曾有红旗招展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声声呐喊……那是播撒在他心田最初的红色种子。1947年，在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培养下，郑科扬被领进了党的大门。

　　入党后，他积极投身学运，办壁报、闹学潮，支持进步老师排演进步话剧，揭露反动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思想。而真正了解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则是始于1948年春上级秘密送来的一篇文章和一本书。文章是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书则是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

　　“看了这些，我才初步知道人民的困苦来自于剥削和压迫，而剥削和压迫来自于社会经济制度，来自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护制度的统治阶级。”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理论。

　　他开始明白，推翻蒋介石政府并不是最终目的，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是目的。“头脑一旦清醒，步子就更坚定！”

　　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郑科扬先后担任了中共江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共青团绵阳地委书记。其间，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三大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成功道路是很艰难的。”回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郑科扬总结说：“越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我们就越需要理论的指导，怎样正确掌握理论、怎样正确运用理论都至关重要。”

　　“理论给我们提供的是思想武器”

　　1961年，郑科扬从四川省委主办的《上游》杂志社调到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出于党的事业和履行岗位职责的需要，他一边埋头啃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一边阅读于光远、苏星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读物，对深学、深悟、深知毛泽东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格外用心。

　　1972年6月，他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从1978年起先后任研究室处长、室主任，中组部副秘书长。1988年9月调中央办公厅工作。1989年9月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秘书组组长。

　　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郑科扬越来越感受到理论的重要性。“理论是什么？它给我们提供的是思想武器，是科学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不动脑筋、不费力气就想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那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也贬低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郑科扬始终强调“大党建”观念：“我们要始终牢记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研究党的建设，决不能就党建论党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走势。”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总结，郑科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有三个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抓住，弄清楚、弄透彻：举什么旗，怎么举好；引导人民走什么道路，怎么走得顺当；执政后为谁掌权，怎么正确用权。

　　从“大党建”的视角出发，郑科扬和十几位同志一起，在邓小平理论中解读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执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相互融合的党建科学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他们出版了《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纲要》，很受欢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郑科扬对此体会颇深，“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各种挑战和诱惑每天都能遇到，党要保持先进性，更加需要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能力。”

　　“带着问题去找理论武器”

　　怀着对真理的这份执着，郑科扬已经养成了“带着问题去找理论武器”的习惯，“不是找现成答案，而是找观念、找方法，去思考它的基本原理、精神实质是什么，然后认真运用它去观察、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郑科扬看来，学习理论就是一个学习、实践、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央组织部筹办部刊《组工通讯》，当时已调至中组部的郑科扬被任命为部刊处处长，为拨乱反正、为实现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战略转移鼓与呼。

　　作为一名有6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亲历过旧时代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苦难，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迎来了一次次荡气回肠的历史转折跨越，亲眼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党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我们也在一步步学习和实践中懂得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不可能一劳永逸，还有很多现实和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

　　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岗位离休后，他就被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虽然还同时承担着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大量工作，加之要照料瘫痪在床的老伴，然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仍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这说明我的人生还有价值。老牛拉车，比不上骏马快，但只要人民需要，我还是会努力往前走。”郑科扬说。

　　与真理同行的路上，他将信仰之灯与学术之炬燃烧得更加明亮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