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成果问题根源于“评价体系” 百名学者回应《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成果问题反思大调查"

　　“学术成果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的时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樊和平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忧心忡忡。
　　
　　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报告等学术成果，一直被视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国家的重要智力资源，也是衡量研究者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准。
　　
　　但回过头来反观我们的学术成果时，却发现问题颇多。10月27日，中国社会学报对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山东、陕西、青海、甘肃、江苏、吉林等地100余位学者展开“学术成果问题反思大调查”。调查结果让人吃惊，我们不禁陷入了沉思——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究竟怎么了？
　　
　　 仅3%受访者认为
　　
　　 学术成果不存在问题
　　
　　71%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存在多种不良现象”；
　　
　　50.4%的学者认为，当前学术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
　　
　　48.7%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学术成果问题存在的根源”。
　　
　　而所回收的101份有效问卷显示，仅有3%的学者认为“不存在问题”。
　　
　　显然，樊和平的忧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谈论科研话题的时候我们都在谈论什么？
　　
　　在很短时间内，这一内容就被转发8万余次，许多人同时“留言”。有人对这些回应作了统计，其中有33%的人“谈如何毕业”，33%的人“谈如何发文章”，33%的人“谈如何拿基金”，而只有1%的人“谈论如何解决科研问题”。
　　
　　那么，学术成果出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社会科学报问卷结果显示，50.4%的受访者认为“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26.9%的受访者认为“研究内容碎片化”；22.7%的受访者认为“选题重复太高”。
　　
　　南京大学教授叶继元认为，原始创新、重大创新成果少，而应用创新、移植创新多，低水平重复研究多，一直是学术成果显现出的共性问题。
　　
　　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每年产出的学术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但这些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却排在百名开外。
　　
　　 怪圈：学问质量看“经营”
　　
　　 学术成果问题的“病源”何在？
　　
　　“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社会大环境”、“学者自身的学术道德问题”等，被认为是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所在。
　　
　　“学术评价已不是简单的公平问题，而是事关未来中国学术在这一机制下怎么走的大问题。”樊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有的学者40%甚至30%的时间用于学问生产，60%、70%的时间在“经营”学问，跑课题、跑经费、跑奖项……学术界正形成一个怪圈，学问“经营”得好比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更具“优势”。
　　
　　有学者表示，在功利主义等不良社会气氛下，学术界无法独善其身，做学问应有的踏实坐冷板凳的精神日趋式微，学术创新当然无从谈起。樊和平认为，不同性质的学术机构分工不明确，是导致学术成果重复度指数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在叶继元看来，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在于尚未形成良好的、宽松的、有利于学术高层次创新的环境，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保证学者进行独立研究、学术创新的法律条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需要学者付出巨大的艰苦劳动，承担失败的风险，因此，需从制度层面解决学者的后顾之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军认为，学术成果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是一些期刊编辑把关不严，导致低层次、重复率高的学术成果刊发。特别是学术著作出版市场化后，“给钱就可以出书”，学术评价关口形同虚设，学术著作出版成为最容易出成果的形式。二是学术评价的行政干预较多，需加强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权重。
　　
　　“评价也好，道德也罢，或笼统地归结为社会大环境，都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或某一侧面。当前学术成果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于学术体制和机制的不合理。”《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朱剑分析认为，问题的实质在机制，即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今天的学术管理机构主要是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方向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学术成果必须经得起考验
　　
　　 如何改进、优化当前饱受诟病的学术评价体系？
　　
　　文军认为需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逐步转向以质考核为主、量与质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更加关注对学术成果内涵的考核，对有重要创新力、影响力的成果，标志性或显著性的成果的考核分量应进一步提高。第二，需要从学术共同体外部考核为主转向内部考核为主，增加同行评议的权重。第三，加强考核制度建设，建立评审专家信誉档案制度，屏蔽人情影响因素，确保评审的公正性。第四，适当引进境外同行专家参与评议，拓展评价数据库，建立境外评价联系等。
　　
　　一些受访学者也对学者自身培养提出要求，主张做学问时，要坚持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专门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等。
　　
　　“学术成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研管理者、学者自身、学术媒体等有关利益共同体的长期努力与互动。”叶继元认为，对科研管理者来说，必须按照学术规律进行管理；对于学者而言，应遵守学术研究规范；对于学术媒体来讲，应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尊重知识与人才，作沟通有关各方的桥梁，提供优质成果发表的阵地，引领学术批评的前沿。
　　
　　朱剑表示，改进和完善学术体制、评价机制是一个相辅相成而又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期的“补救”工作中，可以鼓励非政府项目研究给予优秀者以奖励；严把作品质量关，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等等。
　　
　　对于学界热议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叶继元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努力：一、进一步探讨和夯实学术评价理论，建构新的评价体系。二、对组成评价体系的六大要素，即评价目的、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标准与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制度要深入研究和细化。三、更加重视学术评价的基础性工作，建立与完善各种与学术质量评价有关的数据库，为公正合理进行学术创新、质量和贡献评价奠定坚实的基础。四、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和争鸣的学术批评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单继刚表示，应该特别注重的是，学术评价标准都是“时代”标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的成果刚出来时默默无闻甚至受到非议、攻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发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的成果，刚出来时轰轰烈烈，甚至人手一册，但时间久了，便无人问津。”单继刚认为，对于学术评价标准，需要持辩证态度，处理好学术成果的可评价性与不可评价性间的矛盾，为学术发展留下一定空间。（唐红丽）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