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接触百名家属 成功劝捐六例

　　原标题：接触百名家属,成功劝捐六例

　　1988年出生的高迪已经做了一年半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一边是等待者的重生,一边是捐献人的死亡。”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奔走在医院患者、捐献者家属之间,搭起死生转换的桥,他们就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近日,7岁的器官捐献者李建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解捐献背后的故事,记者采访了小建运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高迪。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见过太多等待和死亡,必须做点什么”

　　“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家属们太可怜了。很多人等不到肝源,等不到肾源,在漫长的等待和病痛中就走了。”2010年2月,1988年出生的高迪成了省千佛山医院的一名员工,在移植科室工作的她说,“见过了患者太多的等待和死亡,我必须做点什么。”

　　初到医院,高迪主要负责做肝脏、肾脏移植患者的随访工作。“了解每一位器官移植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接触了太多的成功案例,让我对器官捐献工作有了很深的接触。”在术后回访的过程中,高迪建立起了省千佛山医院的器官移植资料室。资料室里,目前已经有二三百位成功移植患者的资料。

　　“2013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去接一名器官捐献者,捐献人的精神让我很受感动。当时天很冷,但心里却很温暖。”入职之后,高迪开始接触器官捐献工作。今年春节,高迪不打算回菏泽老家过年,“在济南,工作来了,我随时能走。”

　　由于肝源、肾源有限,等待移植的患者很多,器官捐献工作仍迫在眉睫。“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是一件挺伟大的事,有些人可能因为你的协调工作获得了重生的机会,患者的等待也有了意义。”高迪说。

　　2013年7月,经过医院的选拔和推荐,高迪正式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经常被拒之门外,但不放弃一个希望”

　　“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是最一线的工作者,每天都要下去跑,去寻找潜在捐献者。不仅要做病人家属的工作,还要做基层医院医生的工作,先让主治医生、主管大夫了解器官移植,他们才能更好地和患者解释。”经常要一周七天奔走在去医院、患者家的路上,高迪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休过假了。

　　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器官捐献工作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山东显得尤为困难。

　　“不用说了,我们不考虑这件事。”就在前几天,高迪又在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中碰了壁。高迪坦言,已经适应了。“被拒之门外的情况经常发生。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放弃一个希望,因为在你背后有等待生命的患者。”

　　一年半下来,接触了近百名的患者家属,但高迪协调成功捐献的案例只有六个。“每个家庭,每个患者的思想、文化程度都不一样,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能捐献。得到的回报可能无法与辛苦的工作成正比,但是能多救几个就多救几个。”

　　与家属打交道,高迪说,每一个器官捐献人都是高尚的,很多捐献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不能用专业术语,要用最易懂的语言与家属交流,告诉他们,不是每一个病人都有机会去延续生命。

　　“既然选择了,跪着也要做下去”

　　自从做了器官捐献协调员,高迪的生活就没有了白天黑夜之分。“有时候凌晨接个电话,爬起来就得走。因为我们是跟时间赛跑的人。”

　　虽然在器官捐献协调的路上,遇到很多的挫折和阻力,但成功的案例总让高迪感觉到工作的意义。

　　“一位七十岁的滨州老人,自己得了肝硬化晚期。小儿子因出车祸脑死亡,老人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经过协调,成功的第一例器官捐献让高迪印象深刻。“捐献者捐出了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一对眼角膜,最终救活了三个生命。”

　　屏蔽此推广内容高迪说,人们对于器官捐献的认识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应该通过对器官捐献的大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件事,当人们有这个思考和意识的时候,器官捐献是水到渠成的事。”

　　像高迪这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省千佛山医院共有三名。“器官移植协调是一件充满大爱的事情,万事开头难,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免会经历困难。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跪着也要做下去。”

　　（周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