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12年的公务员没有分房 同学收入是自己的七八倍

21.01.2015  22:50

朱学东在1994年参加了第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成为当时新闻出版署的“国家干部”,又在2000年辞职,是为“离开”。

有人退场,有人进场,国考报考热一年胜似一年。从1994年4400名报考者(参加1995年度国考)、招录462人,到2014年报名者152万、招录近2万人,20年间,其中报考人数增长超过300倍。

如果152万报名者全部是应届毕业生,那么也就意味着每5个毕业生中就有1个报名参加今年的国考。在职业多元化的时代,公务员的待遇等条件并非“独好”,但在拥趸看来,它胜在稳定、有保障,是一份有更多安全感的职业,值得他们去奋斗和坚守。

公务员“凡进必考”

“当时考公务员是为了离开大兴黄村,当初的大兴黄村和现在不太一样,那是北京的化外之地。”1994年时,朱学东27岁,是北京印刷学院的讲师。学院所在地黄村,与北京市区只有两路公交往返,其中一路晚上6点即停开。因实属偏僻,他每月还能获得学院发放的15元左右的“郊区补贴”。

朱学东以“报纸到大兴也得晚一天”来形容这里的闭塞,精神文化生活匮乏。所幸在1994年,通过同学介绍,朱学东从北京印刷学院被借调到它的上级机关新闻出版署工作。按照惯例,他可能留在这个机关或转调到其他下属单位。

恰在这一年,根据中央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副处以下干部的选调,要试行统一公开面向社会的招考,不许再以借调的名义曲线调入。朱学东形容自己“中了头彩”。

在1993年8月,国务院即已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确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都要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1994年,当时的人事部下发《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凡进必考”成为录用原则,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正式建立。“推荐、递条子、介绍、转入”的模式得以改变。

朱学东最终决定参加这次国考,最大的动力是离开黄村,另一重要因素还在于他认为新闻出版署未来有可能分房,“当时(我)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需要房子。”

1994年8月,包括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办公厅、建设部在内的近30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正式招考,成为国考开端。考试内容分为笔试与面试。

朱学东记得“笔试题目很简单,但量很大”。最终他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在1995年年底正式调入新闻出版署,成为报纸司的一员。

他记不太清那年有多少人考进了新闻出版署,但知道那是新闻出版署组建以来,第一次批量招考进了一批大学毕业生,不乏很多年轻人,“毫不夸张地说,当年我们这批人的素质,绝对是一流的。如今留在机关的人,大多已是栋梁干才。”

朱学东说自己那批人在机关比较受欢迎,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也努力。那时的他“混得说不上好,但领导信任,同事关心,自己努力”,所以“羡慕的人还是蛮多的”。但在2000年,朱学东还是决定辞职。在他之前,已先后有两个一同考进的同事辞职,当会计师或进入国企。

辞职的缘由中,更多是他自己的兴趣一直不在这个地方,在新闻出版署已工作6年(加上借调时间),他知道“机会”在什么地方,“所有机关都一样,能看到自己接下来几年的样子。”

离开时他已是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秘书,但他觉得这几年收获很小。在知晓他要辞职时,朱学东有两位关系很好的朋友建议他别走,其中一位从事半导体销售与管理的金领朋友还承诺每月给他5000元作为补助,但不会找他办事,不是贿赂,就是希望他能继续留下来,这样自己的朋友能在各行各业发展。

朱学东婉拒了朋友的好意,选择辞职,经营自己的传媒事业。

报考者“稳定”增长

让中途“退场者”朱学东没想到的是,自己辞职后不久,即是公务员考试火爆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正谋求“进场”。就此现象,曾有朋友问他是否后悔辞职,“谁谁都是司长、副司长了。”

朱学东说:不后悔。他发现,和自己当初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大多数人的目的相对简单,而这些年的参考者“欲望非常明确,我要求一个安稳、安逸有保障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明确。”

公开数据显示,从第一次国考到2001年,参加国考的人相对稳定,报考总人数不足5万。但2002年报考人数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这一年,正值大三的李辉决定报考公务员。这个决定也是他所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绝大多数毕业生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与政治密切关联的高校,国家机关是他们认为最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李辉报考了2002年中央组织部的某公务员职位,虽然成绩突出,但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录取。但他留有后手。他在国考的同时参与了北京市的公务员资格考试,并顺利通过。恰好,北京市东城区某机关正在招聘科员,虽然不是核心部门,李辉认为好歹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机关单位,最终应聘成功。

2005年,《公务员法》出台,“凡进必考”的公务员制度被强化,公务员职位也相应增加。这年的国考报考人数为31万,相比前一年的18.2万增加近一倍。而这之后,国考报考人数每年递增。

姜力是2008年80万报考人之一。但他未能被录取,于是转而参加江西的省级公务员考试,填报了某市辖区检察院的职位。对他来说,公务员只是就业的一个选择而已,学法律的他当时已进入南昌市某律师事务所实习,准备成为一名律师。2个月后,他离开律师事务所,成为某大型银行的法务人员。此时他通过上述职位的面试,体检、政审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一名公务员。

当时他很犹豫。一边是省会、大型银行,另一边是小市、基层检察院,前者若能转为正式合同工,职业发展前景光明,后者由于缺乏了解,前景如何尚难预料。

后来,亲朋好友给出了共同意见:公务员工作稳定,比市场化银行更有保障。姜力听从了这一意见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到2011年,国考报考人数达140多万人,报录比例为59:1。洪杰是这一年90余万参考人的“刚需者”之一。在大学毕业前,他就计划着一定要考公务员,因为“稳定”。

从2009年毕业到2011年下半年,洪杰已先后参加了七八次公务员的考试,包括江西省省考、广州及深圳市的公务员考试,还有广东省省考,“有好几次我是进入了面试。”

洪杰说自己“有点追求”,报考的都是好单位,诸如税务局、市直机关等,只招一两人。最后他通过省考考上了江西省某沿长江城市的市直机关单位。工作不久,他想有更好的发展,在2011年年底报名参加了2012年的国考,职位是上海某口岸单位的职员。这一职位招五六十人,报录比是三百比一。“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工作方式都不懂,不了解,就是要考上。”他最终成功了。

洪杰说,除了自己发展的考虑,妻子不愿意在小城市生活,也给自己一定的压力,考上上海的公务员,既可以一起去上海,还有个“铁饭碗”。

不愿放弃“安全感”

成为新闻出版署的公务员后,朱学东每月工资400多元,5年后离开时,工资在1000元左右,待遇并不算好,但他在辞职前赶上了福利分房,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小两居,地处地段不错的东直门。

分房时,正值公房改革开始,朱学东以1平方米1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座房子。2009年,他以1平方米2万元左右的价格将此房出售。

朱学东曾说,离开公务员岗位后,他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写那些公文总结,他重新拿起了自己的笔,学会了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感觉,就像鱼儿归了大海。”朱学东说。仍在体制内的李辉等人却似乎没有这种感觉。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待遇。洪杰说,大致在八九年前,自己的单位还能集资建房,有一个住宅小区。这些房子当时价格1平方米三四千元,现已涨到两万多元,“所以后面的人就不平衡嘛,但也没办法,我们只能在下面抱怨两句。现在每个单位都是这样的,拿到就是拿到,没拿到就是没拿到。”

没有分房之外,工资不高且工作量大,也让他们有所怨言。洪杰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为五六千元,期间加薪一次五六百元,“我不太出门、不太逛街,基本都是网购选便宜的东西。”

已工作12年的李辉还记得入职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080元,此外能享受大型节假日几百到1千元不等的补贴,以及约1万元的年终奖金。在2009年,李辉享受副科级别待遇,月工资达到3千元。现在他的月收入在4900元左右,这里面包括近年来公务员的节日补贴和年终奖金。

在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上班的同学的年收入已是他的七八倍,他感觉到了落差,因他也曾被这家公司录用,但选择了当公务员。李辉在2011年还曾通过去西部某省支边,为自己的仕途加分,但今年归来发现晋升空间未变。

姜力现在是副科长,晋升速度“算是正常”,但科长一职将是他晋升的天花板,突破了就能继续往上走,否则将长期“原地踏步”。所谓的隐性福利,甚至灰色收入,仍算是基层员工的他,并无机会触及。

姜力说自己经常加班,精神压力也大,如果办案出现差错,轻则处分,重则开除甚至判刑。他的前同事中有辞职当律师的,也有通过个人努力或关系调往更好单位的。他计划继续“骑驴找马”,通过遴选或公务员考试,成为省一级或市一级单位机关的公务员。

在他看来,目前自己级别和积累的资源,尚不足以支撑自己跳出体制,相比市场化的职业,他说公务员的身份让自己“更有安全感”。

已有上海户口的洪杰亦不想跳出体制,虽然新国家领导班子上台后,传统的“年夜饭”也已取消,最近还有降薪的传闻,但对于现在的工作,整体比较满意。“不想(出来),我买了房子就更不愿意出来了,我一出来压力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