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紧密相连，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民族复兴之梦、社会主义之梦、现代化之梦的追求。近年来，世界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我们选择的正确道路有着内在联系。当然也不可否认，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看法还存在现实观照不足、意识形态的偏见等问题。在中国道路能否以及如何为其他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这一问题上，虽然国际上存在不同声音，但主流的看法是中国道路将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海外影响力正渐入佳境。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从不同层面对中国道路展开分析。
“华盛顿模式”的替代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中所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正引起越来越多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在您看来，这些关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存刚：由于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国家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海外舆论关注中国道路的角度是多样化的。总体上看，海外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几个方面，关注中国道路的内涵、特征、实质、影响、意义和走向等重要议题。
就经济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如何顺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如何制定宏观发展规划和具体经济政策并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政治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如何与市场经济对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领导人如何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并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就文化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文化有哪些特质并通过何种机制、途径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就社会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正义如何实现等问题。此外，海外舆论还十分关注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包括中国发展对地区和全球格局的影响，中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否对西方发展模式构成挑战，中国道路是否值得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效仿，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会有这些关注？
王存刚：海外舆论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道路，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巨大跨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二是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发展停滞问题。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曾经长期雄踞世界发展前列，西方发展模式也因此长时期被视为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发展的圭臬。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总体上持续低迷，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反思既有模式、寻找新的出路，成为这些国家战略家、理论家们十分关注的两件事。三是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失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一度被视为推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灵丹妙药，但它在实践中却引发了一系列十分消极的后果。我们今天在一些拉美国家看到的经济停滞、两极分化、政治和社会动荡，就是如此。人们经过比较后发现，中国道路是成功的。
对于中国道路的成功，海外学者有很多评论。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指出：“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美国著名左翼学者、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认为，中国是在开创自己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华盛顿模式”的“替代模式”。中国道路是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未来的方案，这条道路“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应当说，这些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公允的，也很有说服力。
焕发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
王存刚：什么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当年讲过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要由人民来裁判。中国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功无疑符合上述这些标准，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力铸就了中国道路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提升。
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都高度关注道路问题。其间，国内外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概念，并引发热烈讨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突出了道路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谱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王存刚：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当代历史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落潮起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曾经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90年代，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受住了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我们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对，不忘初心，接续奋斗，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说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的一种选项，与之相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一统天下，也不可能一统天下。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当代中国的立国之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阶段的成果，也是中国道路的理论结晶。我相信，中国道路不断取得的新成功，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并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华文明基因和历史逻辑，如何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视角看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复兴？
王存刚：从文明史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不断发展且从未中断过的伟大文明体。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曾对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它也被视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在与现代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古老的中华文明也获得了新生，它所蕴含的诸多活力因素，在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可谓是千年老树开出了绚丽新花。这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焕发新生的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加广泛深入。在这样一种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互动过程中，人们可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获得慰藉，并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文明间的和谐共生局面得以逐渐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得以进一步强化。这些都将有力促进所有文明体的共同进步。
坚持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竭力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行西方模式，中国却始终坚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对其他面临发展模式选择的国家有何启示意义？
王存刚：一些西方大国之所以在世界其他地区竭力推行所谓的“西方模式”，甚至不惜采取军事干涉、政治颠覆等不正当手段，并非像这些国家的某些政治人物、学者和媒体人士所标榜的那样无私，而是有很深的战略考量和政治计算。在非西方国家当中，也的确有一些人对所谓的“西方模式”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实际上表现出某种自卑心态。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功，意味着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另一种发展道路完全是可能存在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在发展模式问题上的答案是多项选择，不是单项选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西方模式”的“去魅”，是全球范围内在发展模式问题上的一种思想解放，对于实现世界均衡、持续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在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对于其他面临发展道路选择的国家来说，中国发展道路的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立足基本国情，扎根本国大地。那种脱离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是无本之木，不可能结出丰硕成果，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发展失败。二是应当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吸纳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益管理经验。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肯定是不行的，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则是不利的。对外开放是国家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闭关自守则是死路一条。三是必须独立自主地实现国家发展。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并不矛盾。尤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特别珍视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坚定维护本国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四是必须注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既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也是国家发展的推进器。没有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没有公平的社会环境，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五是必须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没有稳定，人心涣散，就谈不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这不是多么深奥的道理。我们只要环顾一下当今世界，看看埃及、叙利亚等国的现状，就能够明了这一点。
面对偏见：捍卫道路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可否认，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看法也还存在偏见和误读。您如何分析那些偏见、误读？
王存刚：海外对中国道路的误读，其实也是海外舆论关注中国道路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误读既可能是因为不了解而引起，也可能是因为偏见而生成。如果是因为不了解而引起的误读，增加了解就是了。我们可以采取“请进来”的方式，让有关人士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切实感受中国方方面面的真实状况；也可以采取“走出去”的方式，主动与海外有关人士接触，面对面地进行坦诚交流、解疑释惑。在这些方面，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偏见引起的误读相对复杂一些。有些偏见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有些偏见则是历史因素使然。就前者而言，世界上总有那么一批人，秉持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并据此对中国事务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要想让这样一批人对中国道路做出公正评价，那是很难的。打个比方，这些人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当代中国的，他们难以领略今天华夏大地的壮美风光。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短期内恐怕也难以解决。就后者而言，有些国家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曾经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快，国力比中国强大，并且习惯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老大或主要参与者的角色。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空前增强，巨大落差肯定会使人家心里不大痛快。这种不平衡心态也会导致相关人士对中国道路做出有失偏颇的解读。我认为，无论哪种原因引起的偏见，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是完全解决不了的，需要的是时间、耐心、勇气、智慧，以及大度和宽容。
当然，对于那些来自海外的对中国道路别有用心的攻击，我们也应当坚决予以回击，以捍卫我们的道路尊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底线，不能为所谓的“国际舆论”所绑架，要能够用一双慧眼在纷纷扰扰的国际舆论场上辨别真伪、抓住本质、弄清主流；也不能任由一些人抹黑全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由此损害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记者 张清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