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全国性哲学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筹备。1926年冯友兰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推动北京各高校哲学系共同组织“中国哲学会北京分会”，计划先在各地成立分会，再联合起来组建全国性的哲学会。1927年4月《哲学评论》由尚志学会创刊，在它周围聚集起一批以研究中西哲学为志业的学者，不时探讨问题。
十年后机缘成熟，冯友兰与汤用彤、贺麟、金岳霖等同仁于1935年4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哲学会首届年会。5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冯友兰作为大会主席致开幕词，校长蒋梦麟代表北大致欢迎词，胡适介绍了哲学会的发起、经过和意义。会上宣读的研究成果有冯友兰的《历史演变中之形式与实际》、汤用彤的《汉魏佛学理论之两大系统》、贺麟的《宋儒的思想与方法》和张申府的《我所认识的辩证法》等。
此次会议初步建立了组织机构，推举冯友兰、汤用彤、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胡适、金岳霖等12人组成中国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当选为常务理事，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会上还提出了《正式组织全国统一的哲学会案》，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组建中国哲学会事宜。
1936年4月4日至6日，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胡适致开幕词，冯友兰报告会议筹备经过。4月5日，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哲学会，并审议通过了会章，选举15人组成理事会，其中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祝百英、宗白华5人为常务理事。会议确定以《哲学评论》为会刊，由冯友兰主编，刊发提交年会的重要论文。
中国哲学会以“本合作精神以促进哲学研究，推广哲学知识”为宗旨。学会下设北平、南京和广州分会，总会会址设在北平，抗战时期迁至重庆，战后迁回北平。会章规定，每年召开年会。但自第三届年会于1937年1月24日至27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后，因战乱而未定后期。直到1940年，中国哲学会才在昆明举办年会，选举第三届理事会。1941年，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年会以后，未再举行年会，但仍有些学术活动。
中国哲学会下设“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和“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友兰，委员有汤用彤、贺麟、宗白华、黄建中4人，工作有“校订周秦汉诸子的著作”、“编纂魏晋以后各哲学家的著作”等，每月经费一万八千元。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记述其运作情况时说：“当时通货膨胀已经很厉害，这个数目实际上办不了什么事，也用不了专职的人，我想了一个收买稿子的办法。我知道当时学哲学的人生活都很困难，写了些稿子也没有人过问。我就把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作为中国哲学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接收哲学论文的稿子，由委员会赠送稿费，比较短的论文，在《哲学评论》中发表，长的可以作为专著，由中国哲学会代为想办法发表。在这些专著中，收了熊十力的几本书，我的《新原道》《新知言》也是在这种安排下发表的。”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作品《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就是应冯友兰之邀，于1943年发表在《哲学评论》第八卷第四期。
现存的贺麟、冯友兰、汤用彤三人致胡适函如下，是了解“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活动的重要史料：
中国哲学会设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将近四年，编译书籍，训练译员，均经逐渐进行，不无成效，想荷赞许。顷本会复向政府请得外汇美元壹千元作为本会基金之一部分。本会为求妥善信实计，已商请中央银行开具支票，注明由先生在美国支取。兹特将原支票寄上，即希于取得美币现款后，设法托人带回国内，交彤等收存，以便组委员会保管，而利哲学译业为祷。
该信写于1945年5月24日，由贺麟执笔起草，因为他是“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和秘书。落款除贺麟外，还有冯友兰和汤用彤的亲笔签名，因二人是中国哲学会主要负责人兼“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委员。由于胡适为中国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又一直担任该会的理事会成员，故信中向胡适汇报该会编译书籍和训练译员方面的成效，并请他在美国支取该会为筹款设立的用于翻译事业的基金，再汇给汤用彤等人。信纸末端印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地址，信后另附该会工作报告一纸。
“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聘请多位编译员，编译了一批西方哲学古典名著。此外，该会从1944年起兼收中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著作，同时还多次举办编译演讲讨论会。1944年上半年举办了四次：首场汤用彤讲“关于佛经的翻译”，第二场陈康讲“亚里士多德本质论发展的痕迹”，第三场吴宓讲“我个人对翻译的经验和理论”，第四场郑昕讲“康德范畴论的体用”。汤一介保存下来一份汤用彤的演讲提纲《佛经翻译》，已整理收入《汤用彤全集》第2卷。由此稿可知，汤用彤在演讲中，不仅总结了佛教史上的翻译经验以为编译西方哲学著作提供借鉴，还提出“译场”（翻译机构）应具有教育功能，是培育有创造性思维人才的组织。根据这一思路，该会培养了不少青年学者，如汪子嵩、陈修斋、王太庆、杨祖陶等人皆成为西方哲学领域的杰出专家，有力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1947年3月30日，中国哲学会在北平的成员20余人，在北京大学蔡孑民纪念堂聚会。汤用彤主持会议，贺麟报告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与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和经费状况，并为《哲学评论》约稿。会上，对于研究哲学与实际生活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承认虽然存在，但却避而不谈。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早在第二届年会上黄子通就指出：“已经感觉到现在中国哲学界所谈的问题多数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多大关系，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去谈。”冯友兰也认为：“哲学总是与现实有关系的，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我们更希望着哲学能与现实发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又说：“社会上的人不能对中国哲学会有过分的希望，有一部分人希望哲学会能领导社会思想与文化，这本来是哲学会不打算做，而且不能做的。”缺乏对现实的关注，是该会的历史局限性。
1947年4月，中国哲学会北平分会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柏特（Burt）来华交流，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进行了《哲学综合问题》《美国哲学之趋势》等演讲。1949年北平解放后，该会自然解体。
中国哲学会的学术活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一个标志。历届会议提出的重要课题不同程度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历程，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其学术活动和翻译工作更是为当时哲学界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户和中西哲学交流之门。赵建永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