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12秒"与30万人

　　参观者在参观纪念馆 阮忠/摄

　　纪念馆外雕塑 阮忠/摄

　　档案墙 阮忠/摄

　　原标题：一名90后眼里的南京大屠杀

　　□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 这意味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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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去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触发这趟寻访的是一条微博。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县发生6.2级地震，网上一片嘲讽，纪念馆却在当晚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条祈福微博：

　　“侵华战争时，由熊本人组建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均是侵华主力，其中第六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元凶。而今晚，我们想告诉你日本熊本县日中友好协会的故事：他们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年来我馆吊唁遇难的南京同胞……此刻，我们挂念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其实，这个选题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搁置了一个多月。新闻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记这条微博时，男领导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来了，“听说来纪念馆参观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拨动，自己似乎触到了一个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钗”“满屏鲜血乱喷”不一样的历史时空。

　　开往南京的高铁上，学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产业本科的我，拼命调动着自己关于南京大屠杀残存的记忆，却发现空空荡荡。

　　4个多小时过去了，脑子里依旧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

　　“12秒”与30万人

　　走进纪念馆之前，我一直在想：30万人是什么概念？

　　30万，或许是把地铁车厢挤成沙丁鱼罐头的上班族，又或是当年和自己“争夺”全省5000个一本名额的四川老乡。

　　我从未想过，这个数字会以一面墙的形式出现。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踮起脚尖大概也只能触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档案夹塞满了黑色的档案墙，随手取下一本翻开，上面写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以及死亡经过。

　　这面足以挡住人全部视线的墙，有一万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幸存者资料。把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个月。

　　可纪念馆保管研究处副处长袁志秀说，相比30万的数字，“这里并不足以展陈所有的资料”。档案墙已从地下一层直插地上一层，甚至撑满了整面墙壁，也只放得下1万多人的资料，还有更多的遇难者资料，无法展现。

　　许多来自以色列的参观者会在这里久久停留，不愿离去。他们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抚摸着那些白纸黑字，眼泪总会一下子涌出。因为，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有这样一面档案墙。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卢彦名曾到访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馆内一处玻璃地板下，摆放着成百上千双鞋子，鞋子尺码不同、造型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从灭绝营的尸体堆里扒出来的。

　　叮咚，叮咚，拥挤的纪念馆里，水滴落下的声音异常清晰。在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纪念馆的一个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墙面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

　　如此，循环往复。一张张五官不同、年龄相异的面孔挨个点亮，再挨个和黑色的墙面融为一体。

　　提起南京大屠杀，谁都知道有30万遇难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12秒”的设计初衷，“让30万遇难者的遭遇回到每一个个体的遭遇”。

　　那一刻，30万变得那么具体，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直是自己做过的种种规划，20岁当记者，30岁周游世界，40岁关注养生，似乎生命本该拥有七八十年的绵长，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来自美国的飞虎队成员的儿子麦克唐纳先生站在这里，闭上眼安静地听了两分多钟水滴声，事后他说，在这些叮咚声中，他能感受到“父亲当年目睹了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30万同样是一个个家庭的劫难。

　　在展厅地下一层的逼仄空间里，我很难去忽视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过窗户望去，卧室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已经“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两个小女孩蓬头垢面，脸上尽是黑色的污渍，她们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家里仅剩的锅巴。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实的经历。　 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过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讲述自己的经历。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表现战争的残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场面。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安妮日记》黑白照片中，安妮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嘴角弯着，露出少女青涩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微笑更让人难受。”卢彦名说。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墙柜，不见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却放满了数不清的首饰和眼镜。它们都是从集中营带回的，器物的主人已无法探知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唯一知晓的标签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继续前行，却差点儿打个踉跄。仔细一看，才发现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讲解员许晶晶告诉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设计这个场馆的理念之一，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压抑而坎坷的”。

　　“这些手印是谁的啊？”

　　在展厅起伏不平的空间里，纪念馆把有限的一部分空间留给追求和平的日本人。

　　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因为日本教材里缺了南京大屠杀，自费来纪念馆参观。在这里看到的“另一场”战争，促使她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施暴者。

　　通过一本《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步兵连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战记》，她挨个给上面的日本士兵打电话，只要对方还健在，她即刻动身前去采访。

　　“你不是日本人！” “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情，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小学教师，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背着摄像机和录音机出发。她曾在两天内接到日本右翼势力130多个威胁电话，还有人到她学校散发传单，说她收了中国人的钱，该被开除。

　　青年摄影师宫田幸太郎，瞒着爸爸6次前往南京拍摄幸存者照片。在日本举行的摄影展上，日本右翼媒体来势汹汹质问他：“都说了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了，你怎么还办这样的摄影展？”

　　这些年，来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很多，出版的书籍和举办的展览也不少，可让纪念馆日语翻译芦鹏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场一群日本老人搞的漫画展。

　　那场展览名叫“日本百名漫画家忆停战日”，参展的漫画来自一群漫画家，追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那一天”自己的所见所想。

　　团队临行前的新闻发布会，日本右翼媒体疯狂攻击召集人石川好，“日本人受伤的心怎么能展示在南京人的面前？”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览这些漫画，这样的胸怀你有吗？”石川好回答的声音颤颤巍巍，语气却“坚定有力”。

　　一个个头发花白的漫画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原谅自己”，但这些老人“坚持要去中国”，他们在腰上裹了白色带子做好了“以死谢罪”的准备。

　　我本以为，错落的地面会把我彻底引向悲凉和仇恨里。就像过去十几年来，我接受的教育那样——一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脑子里一下子就蹦出鲜血淋漓的屠杀场面。

　　可纪念馆的某些地方，却让我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它是战后几十年一些日本人的行动，更有一些“看似无关轻重”的历史细节。

　　比如，那一面记录了上百双手的手印墙。红色的凹槽里，那些苍老的手印有的变形到像鸡爪，有的纤细瘦弱到如同一个幼儿的手，这是纪念馆工作人员跑遍了全国几十个省份后，采集到的抗战胜利老兵的手印。

　　我把手放进去试图触摸，却发现那一双双变形、衰老的手，几乎没一个能装下我这双略显婴儿肥的手。

　　一旁的讲解员说，有老兵的遗属一遍遍抚摸手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哭得却像孩子似的。

　　还有小朋友问爸爸：“这些手印是谁的啊？”

　　年轻的父亲一把抱起孩子，父子俩的手交叠在一起抚摸手印，“知道吗？就是这些人，用他们的双手赶走了侵略者。”

　　几代人在这个历史时刻重叠，像极了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画面。游行队伍里，穿着旧式苏联绿军装的老兵走在最前面，他们头发花白、拄着拐杖。

　　跟在后面的，是年轻的俄罗斯人。他们都是老兵的遗属，父辈已破损泛白的衣物套在身上，父辈的遗像揣在怀里。广场响彻手风琴的声音。

　　在那个纪念胜利的日子，这更像一种无声的警示。

　　“我们是胜利者，也是受害者。展示战争的代价，不是为了点燃仇恨，而是提醒人们和平来之不易，再不能让战争发生。”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那一刻，战争不再是我脑海里坚船利炮的对抗，也不是血海深仇的愤怒了，我对它的理解更复杂、更多元了。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宫田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他父亲是侵华日军吗？”

　　“松冈环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侵华日军？她没想过放弃吗？”

　　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砸在芦鹏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讲了一个关于“笨蛋”的故事。

　　宫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华日军沾不上边儿，相反，他的父亲是钢铁公司的社长，热爱摄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为几张摄影班同学拍摄的、有关“二战”幸存者的照片，这个浓眉大眼的日本帅哥从此掉进了这段历史，“一发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却真实的历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宫田向芦鹏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他说自己就是个“和平时期的笨蛋”，“我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和平，却从没想过，战争是什么，历史是什么”。

　　这一点儿也算不上危言耸听。拼了命也要来中国参展的日本漫画家森田拳次，几年前看到一份问卷调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已占总人口的七成。

　　对他来说，这是漫画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场战争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龄，如今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的事情简直像假话似的。”

　　108位漫画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把自己对于战争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给中国人：

　　战败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热得似乎能烤着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烧死的尸体”；

　　是“空袭警报激烈鸣叫的声音在头顶上昼夜不停地轰鸣”；

　　是“那时的青年没有活得久一点的奢望。也从未想过能活长久”。

　　是“大家都被战争弄得团团转，我一个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儿不对劲儿……”

　　所以，战败对很多人意味着解脱，哪怕这些漫画家在当时不过20岁出头。“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从那样的心境获得解放我太高兴了。”“8月15日尽管令人觉得羞耻，但也是捡回性命的日子。”

　　此后的几十年，这些逐渐衰老的漫画家们一直努力地反思战争。漫画家泉昭二在8月15日当天，看到一名青年军官自杀，还有少年飞行兵接受不了战败，开着飞机一头扎进了太平洋。

　　当时只有13岁的他，在60多年后写下：“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过至少也该在那之后活上3天，冷静思考一下，不必白白舍弃年轻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着军国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里，这场漫画展“无论如何也要来到中国”，因为躲过战祸延续生命至今的每个人，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会成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标。

　　听完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电视新闻里不停说着“抗议”、“严重抗议”的人，之后依旧上我的班、打我的网球，过着小确幸的日子。　　这样的“和平时期的笨蛋”，只有我一个吗？

　　在纪念馆的参观者中，曾有中学生指着曾参与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问，“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师服啊？”

　　尽管，纪念馆已经入围外国人知晓江苏标志性地点的前3名，可依然有许多普通的欧美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战”还有亚洲战场。

　　前不久那场更换南京大屠杀课文的热点事件，也让我收获了不少“同类”。语文出版社撤掉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一出，很多网民声讨“怎么能更换南京大屠杀的课文”，我一股火儿蹿起来，也顺手点了个赞。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换该篇的张纯如写的《死里逃生》，也是在写南京大屠杀。

　　发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颇有意味。熊本县士兵屠杀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认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协会几乎每年都到纪念馆忏悔谢罪也是真的，他们植树、诵经、手绘呼唤和平的紫金草，甚至从养老金中抠出资金邀请幸存者赴日证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来，几乎年年相见，如今遭遇天灾，我们表达善意的问候，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要铭记历史和国耻，我们也要祈愿和平，而非宣扬仇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再厚重的历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挡。

　　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怎样给年轻人讲好“历史故事”，一直是纪念馆探索的问题。

　　他们设计了纪念徽章，把“一沓沓史料变成历史故事小册子”，制作视频短片，进军“B站”了解年轻人的历史兴趣点，把微信文章变成一篇篇图文并茂的历史故事。

　　那本小册子和纪念徽章拥有同样的名字——紫金草。

　　紫金草，又名二月兰，是南京常见的一种花。这种紫色的小花见证了1937年日军的残暴。“二战”结束后，一名叫山口诚太郎的日本军人因“对战争恶行心怀愧疚”，将花种带回日本。

　　第二年，二月兰在日本如期绽放。

　　山口将此花取名为“紫金草”，并一直推广此花。去世前，他告诉儿子，“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个冤魂，要让所有看到花的人铭记，残忍的侵略绝不能重演”。

　　后来，纪念馆把花朵做成了徽章。

　　在馆长张建军的设想里，“要让尘封的历史细节更大众化”。同时，纪念馆还在策划多场海外展览，让这段历史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其实，正式采访之前，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给我打“预防针”。他说，纪念馆太沉重了，好几次自己试图进去，都“沉重到迈不开腿”。

　　我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了馆长，这样沉重还要走出国门，是为什么呢？

　　他说，历史或许沉重，但铭记历史和珍爱和平，就如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不可分离。他相信，全人类在战争面前，都拥有理性的态度，也会拥有呼唤和平的信念。

　　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帕赫在3年前还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直到一天，路过南京时有朋友告诉他：“知道吗？70多年前，在这座城市里，日本人曾在6周里杀害了数十万中国平民。”

　　6个月后，他创作完成了宽7.46米，高2.35米的油画《暴行》，这是他30年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

　　在那幅“几乎覆盖一整面墙”的油画里，日本侵略者挥舞战刀砍向中国平民的头颅，怀抱孩子的中国妇女惨死刀下，孤儿在亲人遗体上无助地嚎哭；远处，黑云压城……画里红色的是中国平民的鲜血，黄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恶。

　　然而，在红黄之间，还有些许白色，那是“无辜死难者灵魂化成的和平鸽”。

　　今年清明前夕，纪念馆“手绘紫金草行动”消息一发出，一名在南京留学的卢旺达籍学生立即报名参加。小伙子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卢旺达也发生过大屠杀惨案，所以他一定要参与，“来做点什么”。

　　前不久，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温弗里德·克莱驰曼嘱咐下属，“无论如何要来纪念馆看一看”。那天，一头白发的克莱驰曼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静静地听着幸存者讲述。

　　他说，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二战”时期，德国也犯下了很重的罪行。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

　　“只有真正反思，才能达成民族间的谅解。”克莱驰曼说。

　　听完这个故事时，我正好走出场馆。从地下一层回到地平线，我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一刻，我从未对这段历史有这般复杂的认识。它不是一场杀戮背后化不开的仇恨，也不是任由其被遗忘而袖手旁观，它该是铭刻历史细节，反思战争、保留善意。

　　眼前，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陆陆续续进馆。也许，当全人类都能理解这份苦难时，离日本真正反思这场战争，就不远了。

　　许多来自德国的参观者都会在参观后，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出疑问，“承认罪行是让日本放下包袱，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还要继续背着呢？”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名侵华日军军人。一场战争，把那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大学生最后变成了僧侣。

　　村上春树的父亲每天吃饭、临睡前都要祈祷，尽管对孩子一言不提从前的事，但村上春树说，他知道父亲为何每日祈祷。

　　促使日本官方对战争反思，日本民间努力一直没有停过。

　　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从建馆当年起，每年到访纪念馆，坚持了31年。他“一定要等到日本现任首相前来谢罪”。

　　几十年过去了，患上癌症、越来越年迈的白西绅一郎终于等来了一些人的反思。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夫人几年前来馆。 每到一处骸骨处，他都会和夫人双手合十，闭上眼久久不离去。最后，他为遇难者献上花圈，并90度鞠躬。

　　为纪念馆签名时，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宫田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他父亲是侵华日军吗？”

　　“松冈环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侵华日军？她没想过放弃吗？”

　　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砸在芦鹏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讲了一个关于“笨蛋”的故事。

　　宫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华日军沾不上边儿，相反，他的父亲是钢铁公司的社长，热爱摄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为几张摄影班同学拍摄的、有关“二战”幸存者的照片，这个浓眉大眼的日本帅哥从此掉进了这段历史，“一发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却真实的历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宫田向芦鹏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他说自己就是个“和平时期的笨蛋”，“我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和平，却从没想过，战争是什么，历史是什么”。

　　这一点儿也算不上危言耸听。拼了命也要来中国参展的日本漫画家森田拳次，几年前看到一份问卷调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已占总人口的七成。

　　对他来说，这是漫画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场战争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龄，如今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的事情简直像假话似的。”

　　108位漫画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把自己对于战争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给中国人：

　　战败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热得似乎能烤着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烧死的尸体”；

　　是“空袭警报激烈鸣叫的声音在头顶上昼夜不停地轰鸣”；

　　是“那时的青年没有活得久一点的奢望。也从未想过能活长久”。

　　是“大家都被战争弄得团团转，我一个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儿不对劲儿……”

　　所以，战败对很多人意味着解脱，哪怕这些漫画家在当时不过20岁出头。“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从那样的心境获得解放我太高兴了。”“8月15日尽管令人觉得羞耻，但也是捡回性命的日子。”

　　此后的几十年，这些逐渐衰老的漫画家们一直努力地反思战争。漫画家泉昭二在8月15日当天，看到一名青年军官自杀，还有少年飞行兵接受不了战败，开着飞机一头扎进了太平洋。

　　当时只有13岁的他，在60多年后写下：“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过至少也该在那之后活上3天，冷静思考一下，不必白白舍弃年轻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着军国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里，这场漫画展“无论如何也要来到中国”，因为躲过战祸延续生命至今的每个人，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会成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标。

　　听完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电视新闻里不停说着“抗议”、“严重抗议”的人，之后依旧上我的班、打我的网球，过着小确幸的日子。　　这样的“和平时期的笨蛋”，只有我一个吗？

　　在纪念馆的参观者中，曾有中学生指着曾参与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问，“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师服啊？”

　　尽管，纪念馆已经入围外国人知晓江苏标志性地点的前3名，可依然有许多普通的欧美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战”还有亚洲战场。

　　前不久那场更换南京大屠杀课文的热点事件，也让我收获了不少“同类”。语文出版社撤掉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一出，很多网民声讨“怎么能更换南京大屠杀的课文”，我一股火儿蹿起来，也顺手点了个赞。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换该篇的张纯如写的《死里逃生》，也是在写南京大屠杀。

　　发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颇有意味。熊本县士兵屠杀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认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协会几乎每年都到纪念馆忏悔谢罪也是真的，他们植树、诵经、手绘呼唤和平的紫金草，甚至从养老金中抠出资金邀请幸存者赴日证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来，几乎年年相见，如今遭遇天灾，我们表达善意的问候，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要铭记历史和国耻，我们也要祈愿和平，而非宣扬仇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再厚重的历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挡。

　　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怎样给年轻人讲好“历史故事”，一直是纪念馆探索的问题。

　　他们设计了纪念徽章，把“一沓沓史料变成历史故事小册子”，制作视频短片，进军“B站”了解年轻人的历史兴趣点，把微信文章变成一篇篇图文并茂的历史故事。

　　那本小册子和纪念徽章拥有同样的名字——紫金草。

　　紫金草，又名二月兰，是南京常见的一种花。这种紫色的小花见证了1937年日军的残暴。“二战”结束后，一名叫山口诚太郎的日本军人因“对战争恶行心怀愧疚”，将花种带回日本。

　　第二年，二月兰在日本如期绽放。

　　山口将此花取名为“紫金草”，并一直推广此花。去世前，他告诉儿子，“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个冤魂，要让所有看到花的人铭记，残忍的侵略绝不能重演”。

　　后来，纪念馆把花朵做成了徽章。

　　在馆长张建军的设想里，“要让尘封的历史细节更大众化”。同时，纪念馆还在策划多场海外展览，让这段历史走出国门、走得更远。

　　其实，正式采访之前，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给我打“预防针”。他说，纪念馆太沉重了，好几次自己试图进去，都“沉重到迈不开腿”。

　　我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了馆长，这样沉重还要走出国门，是为什么呢？

　　他说，历史或许沉重，但铭记历史和珍爱和平，就如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不可分离。他相信，全人类在战争面前，都拥有理性的态度，也会拥有呼唤和平的信念。

　　法国画家克里斯蒂安·帕赫在3年前还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直到一天，路过南京时有朋友告诉他：“知道吗？70多年前，在这座城市里，日本人曾在6周里杀害了数十万中国平民。”

　　6个月后，他创作完成了宽7.46米，高2.35米的油画《暴行》，这是他30年绘画生涯中创作的最大一幅油画。

　　在那幅“几乎覆盖一整面墙”的油画里，日本侵略者挥舞战刀砍向中国平民的头颅，怀抱孩子的中国妇女惨死刀下，孤儿在亲人遗体上无助地嚎哭；远处，黑云压城……画里红色的是中国平民的鲜血，黄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恶。

　　然而，在红黄之间，还有些许白色，那是“无辜死难者灵魂化成的和平鸽”。

　　今年清明前夕，纪念馆“手绘紫金草行动”消息一发出，一名在南京留学的卢旺达籍学生立即报名参加。小伙子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卢旺达也发生过大屠杀惨案，所以他一定要参与，“来做点什么”。

　　前不久，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温弗里德·克莱驰曼嘱咐下属，“无论如何要来纪念馆看一看”。那天，一头白发的克莱驰曼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静静地听着幸存者讲述。

　　他说，战争带给普通人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二战”时期，德国也犯下了很重的罪行。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

　　“只有真正反思，才能达成民族间的谅解。”克莱驰曼说。

　　听完这个故事时，我正好走出场馆。从地下一层回到地平线，我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一刻，我从未对这段历史有这般复杂的认识。它不是一场杀戮背后化不开的仇恨，也不是任由其被遗忘而袖手旁观，它该是铭刻历史细节，反思战争、保留善意。

　　眼前，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人陆陆续续进馆。也许，当全人类都能理解这份苦难时，离日本真正反思这场战争，就不远了。

　　许多来自德国的参观者都会在参观后，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提出疑问，“承认罪行是让日本放下包袱，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还要继续背着呢？”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一名侵华日军军人。一场战争，把那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大学生最后变成了僧侣。

　　村上春树的父亲每天吃饭、临睡前都要祈祷，尽管对孩子一言不提从前的事，但村上春树说，他知道父亲为何每日祈祷。

　　促使日本官方对战争反思，日本民间努力一直没有停过。

　　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从建馆当年起，每年到访纪念馆，坚持了31年。他“一定要等到日本现任首相前来谢罪”。

　　几十年过去了，患上癌症、越来越年迈的白西绅一郎终于等来了一些人的反思。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夫人几年前来馆。 每到一处骸骨处，他都会和夫人双手合十，闭上眼久久不离去。最后，他为遇难者献上花圈，并90度鞠躬。

　　为纪念馆签名时，鸠山由纪夫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鸠山“友”纪夫。

　　感受到对方友好的中日民众都不到20%，可愿意去改变当下局势的民众，却足足有70%

　　最后一次走出纪念馆，结束5天的采访，虽然南京飘着雨，我却觉得豁然开朗，就像雨过天晴，对这段历史渐趋理性的认识慢慢取代了无知。

　　我还在想着从纪念馆获知的一组数据。前些年中日关系降到“冰点”之际，中日双方的智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里，尽管感受到对方友好的中日民众都不到20%，可愿意去改变当下局势的民众，却足足有70%。

　　这组数据并非简单的数字。不久前，有中国学生给纪念馆发来长长的邮件，说自己想帮着整理史料；还有日本年轻人向纪念馆讨要历史资料，表示“回去要讲给朋友听”；纪念馆微博里也总有许多年轻人活跃着，“安利”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

　　纪录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在精剪版里，我看到了一部和我认知中“慰安妇纪录片”完全不同的片子：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过去悲惨的回忆来回切换、没有咬牙切齿地控诉，只有大段琐碎日常。

　　这部一点儿也不“好看”的片子，更像一种无声的“凝视”。而这部片子差一点“难产”。投资方说“太平淡了，一点故事情节也没有”。还有同行说导演“有病”，“拍了一部不知所云的片子”。

　　“为什么韩国人拍《鬼乡》会有六七万人捐款，而中国导演关注中国慰安妇，却没有引发热点关注？”纪念馆一位工作人员问。

　　回京后，我找到了导演郭柯。

　　这个在电影圈子泡了十几年、“拍惯了商业片”的80后导演，用一个文艺片的剧组拍完了两部聚焦慰安妇的纪录片。　当初，马来西亚华裔投资人撤资，业界一名颇有名头的制片人撤资。郭柯的脾气却依旧倔强，他不想弃拍任何一个幸存慰安妇，也不愿刻意“制造故事”，双方僵持不下。

　　剧组出发4天前，他一分钱投资也没了。

　　最后，靠一个女明星打来的100万元，剧组磕磕绊绊地出发了。

　　这个年轻的导演始终认为，“要什么故事性，这些老人都这样了，静静地记录她们不好吗？难道那种满屏鲜血来回切换、老人痛苦回忆的片子才是好片子吗？”

　　他用了最好的机器、最好的人员来拍摄这部纪录片，“只为了最深情地望她们一眼，这或许是对老人最大的尊重”。他拿掉所有的背景音，不用任何“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的史料。

　　“用一双饱含感情的眼睛去看，你才会真正读懂这些慰安妇。”郭柯说。

　　再去看《二十二》，我才发现，现场收音的环境里，有猪嚎、鸡叫甚至山歌的声音，每一个镜头都离慰安妇很远，却很深情地在凝视。

　　这或许该是我重新正视那段历史里人和事的态度。时间也许无法忘却伤害，但却能抚平伤口，没有什么比静静地凝视，更温柔的了。

　　可眼下，尽管拿到了龙标，这部纪录片依然在发愁如何走进院线。郭柯把纪录片的拷贝捐赠给了纪念馆下属的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永久馆藏，他说：“我想这才是纪录片最好的归宿。”

　　纪念馆推出了“很朴素、很低调”的《紫金草》丛书，初印5000本，大家认为能卖出一两千本就很不错。

　　而一个月不到，这本“没有豪华封皮”、“薄薄的小册子”卖出了一万多本。纪念馆会用销售“小册子”的所得，捐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慰安妇”幸存者。

　　为熊本祈福的微博发出后，纪念馆宣传团队的成员们是忐忑的。短短时间内，微博评论不出意外，有骂街的、诅咒日本的，什么样的都有。

　　可是，肯定声并没有淹没在讨伐声里。新浪微博所做的数据分析显示，2万多条转发中，有25%的都在为日本人民祈福，还有15%的人说“地震中的日本人是无辜的”。

　　“即使他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也需要问候一声是否还好。正视历史，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自然灾害发生，需要人道主义关怀。”这条获得2万多个赞的评论，让纪念馆的微博编辑感慨万分。

　　还有19%的人说“历史不可忘”，“我们没资格替谁原谅，只是吸取教训正视历史不让战争重演……”。另外，还有9%的人希望世界和平。最让这个前媒体人感到吃惊的是，声援的转发评论声中，90%的都来自青年。

　　年轻的力量不容忽视。北京101中学，全校师生跨越一千多公里，每年国家公祭式后都要来纪念馆参观。

　　在悼念广场，校长对全体学生说，“你们活着、学习、成长是要干什么？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不仅仅为了考上一个大学，更不仅仅是为了你走向英国美国。”

　　“要记住，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首先要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而成长！……我们中华民族，要永远记住自己的伤痛。”

　　这场演讲让馆长张建军动容，他说“对中国的年轻人，我充满了信心”。

　　《二十二》进院线的机会没等到，但这位青年导演拿到了一个让他鼻头发酸的奖项。

　　第一个给他认可的电影节，代表的群体太特殊了，甚至一度被郭柯认为是“离慰安妇最远的一群人”。

　　那个电影节的名字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