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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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四个字，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改革开放40年，与你我他深刻相连。40年奋进，那些人那些事，成为弥足珍贵的深刻记忆。本期特刊齐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请他们讲述自己跨越40年的故事，以此见证改革开放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让我们面向未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屠呦呦
青蒿素走出国门影响世界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诺贝尔奖获得者 屠呦呦
疟疾是全球头号虫媒传染病，全球40%以上的人可能感染上疟疾，其中，恶性疟的死亡率极高。200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因疟疾死亡83.9万人，其中72.3万是5岁以下的儿童。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为一线抗疟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ACT作为治疗恶性疟的首选一线药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可能患疟疾的人群中，疟疾发病率下降了37%；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也下降了60%，全球共挽救了620万人生命。这一成绩归功于疟疾防治的综合措施，包括ACTs在内。在这个过程中，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走向国际抗疟临床，并成为全球抗疟的一线药物，体现出中医药宝库是世界医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回顾过去的40年，青蒿素首先经历了一个从化学物质变成药物的过程，这是全国抗疟工作者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
1977年，青蒿素作为化学物质第一次公开发表于科学通报。1979年在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介绍了这种新的抗疟药。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疟疾化疗会议，系统介绍了青蒿素和它的抗疟效果，作为一种全新化学结构的抗疟药物，青蒿素从此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1986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发的青蒿素获得新药证书。1992年，双氢青蒿素获得新药证书，北京地区生产了“科泰新”片剂，即双氢青蒿素。上海药物所研制出蒿甲醚，桂林制药厂研制了青蒿琥酯，并均于1987年获得新药证书。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了复方蒿甲醚，于1992年获得新药证书和国际专利。军事医学科学院还研制出复方磷酸萘酚喹，于2003年获新药证书。广州中医药大学研制了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片，1997年获得越南批准，2003年获我国新药证书。广州中医药大学研制出青蒿素哌喹片，2006年获我国新药证书。上面这些药物，在国内外抗疟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最终影响了世界。
人们都知道，青蒿素是从中医古籍中获取灵感发现的。而在探讨中医药的现代发展时，有一种模式比较常用，即传承经典+现代多学科创新。这个模式可以做出创新发现，但这仅是方法学层面的模式，还需要关注精神层面的模式，也就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人们常说，好奇心和兴趣是科学研究的驱动力，这话不错，这样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全国523团队的研发工作显示了另一种驱动力，那就是对国家使命的高度责任感与担当。中国科技工作者肩负着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投身于科技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当下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仅以此和各位同行们共勉。当然，在全球疟疾防治的战场上，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 只有有组织、有目标的大团队作战，才能逐步战胜疟疾。
除了青蒿素抗疟研究之外，我们团队也十分关注青蒿素的抗癌、治疗红斑狼疮等功效。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中医药成果，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健康。
（光明日报记者田雅婷采访整理）
施一公
不忘初心，感恩前行
中科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施一公
改革开放启航的1978年，我11岁，在河南省驻马店镇读小学四年级。1985年，我第一次迈进清华园，至今记忆犹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伴随着我大学生活的每一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融入我的骨髓，给予并构建我一路走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里，我经历了失去父亲的锥心之痛，也感受到学校和师长的温暖关怀。1990年初，我留学美国，在大洋彼岸学习工作18年。
2008年初，我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清华园。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和同事们率先在国内全面实行以国际化和流动性为标志的准聘教师人事制度，从海外引进百余位杰出人才，清华生命学科实现跨越式发展；成立生命科学学院，创新本科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创建药学系和药学院；在医学院创办八年制医师科学家的培养模式；建设一流的生物医学科研平台；在结构生物学等多个基础研究领域迈入世界一流；过去十年清华生命学科在顶尖期刊《科学》《自然》和《细胞》发表的研究论文超过80篇。同时，我积极在科技教育领域向国家建言献策；建议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并撰写初稿，长期参与并负责评审，为国家延揽人才。
受到这些成功实践的鼓励，我渴望利用自身所长为国家和民族作更多力所能及的贡献。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巨大进步，但国内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仍然很大；这些差距的缩短需要探索机制创新。同时，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匮乏、发展很不均衡；400多所民办大学大多为技术技能培训型，这种格局与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瞩目成绩很不相称。清华校训的教诲与回国多年的实践激励着我，决定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建一所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教育部悉心指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级政府大力支持，清华、复旦、浙大及社会各界积极帮助，西湖大学已于今年10月在杭州正式成立，云栖校园已经投入使用，75位教授签约入职，139位博士研究生入学，教学科研全面展开。通过社会各界捐赠，西湖教育基金会为西湖大学的运行提供了保障。
小而精的西湖大学可以灵活地探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大学管理的创新机制；以培养博士生入手的独特做法将很快使西湖大学赢得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我期待，十年后，西湖大学的重大前沿科学突破享誉全球，并转化成生产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创新发展，对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那时，西湖大学也将已经完成本科通识教育的设计和实践，送出第一批优秀的本科毕业生。
我感恩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和万千筑梦人可以义无反顾地追求理想。从驻马店的小学生到西湖大学的校长，我的人生历程是这个时代无数奋斗者的一个缩影。展望未来，我们但求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光明日报记者丰捷采访整理）
蒋子龙
是“乔厂长”自己找上了我
天津市作协原主席 蒋子龙
1979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来找我约稿。而那时我有近三年没有动过再写小说的心思，甚至也不读小说了，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
“文革”后落实政策，让我当了重机厂锻压车间的车间主任。车间有五跨，三万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职工，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但缺少一个独立的中型工厂的诸多自主经营权，千头万绪，哪儿都不对劲。有工艺却没有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弄来，机器设备又出了故障。多年生产秩序打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机器设备不能定期维护，到处都是毛病。等你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对待工作的态度大不如从前。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现行的管理体制不仅不给你加劲，反而处处掣肘，本该由上边撑着的责任却撑不起来……
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惫。有一次检查安装质量，我从车间的24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当时处理炉下面有一堆铸钢的炉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了……
我答应了《人民文学》的编辑，用三天时间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小说讲述老干部乔光朴在工厂内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当时自己的感觉是酣畅淋漓，几年来积压的所感所悟一泄而出……
《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并不是我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
《乔厂长上任记》后来被当作“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我经常被人问起，作为“改革文学”的缔造者，您如何如何。这时，我就会实话实说，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光明日报记者饶翔采访整理）
袁隆平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我曾经说过，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我这一辈子的生活重心就是水稻，我最爱走的路也就是田埂。
1960年，罕见的天灾席卷了中国，严重的粮食饥荒，让每个人的脸都变成了蜡黄色。目睹了残酷的现实，我每天辗转难眠，脑海里全是佝偻的身影和饥饿的威胁。痛定思痛，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培育出高亩产的水稻，让粮食大幅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来战胜饥饿。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注定是亿万中国人要铭刻在心坎上的一年。这一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的科学迎来了春天，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获奖。改革开放带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我和小组成员研究出的南优2号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试种，平均亩产达到623斤，超出了原本稻种产量的一倍多。1976年到1986年间，从南优2号到威优49，杂交水稻比常规水稻单产提高了20%以上。1986年10月，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我在会上作了《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专题学术报告，全世界都为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感到惊叹。
我坚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我们不但要向土地要粮，更要向科技要粮。为此我带领团队一路奋进、一路攻关。
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获得成功。2014年，超级杂交稻成功突破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大关。在常规种植方式取得傲人成绩的同时，我开始研究在恶劣条件下种植杂交稻。2016年，我带领团队开始研究耐盐碱水稻，要知道，全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没种庄稼，还有几千万亩的滩涂，如果利用起来，全国推广一亿亩耐盐碱水稻，亩产达到300公斤的话，将增收300亿公斤。三百亿公斤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八千万人口。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如今，杂交水稻在国外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正在造福全世界。
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的心愿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光明日报记者李慧采访整理）
胡福明
依然在思索的路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 胡福明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我正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但不久后，我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长期与哲学打交道的我敏锐地捕捉到，破解所有问题的总开关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
我开始酝酿写文章。1977年9月初，我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曾向我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1978年1月19日，我收到了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样，信中希望将文章做进一步修改。4月，恰巧我到北京开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便把我接到报社，讨论改稿事宜。我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讨论修改文章。后来，光明日报社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了清样，表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于是我和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等人共同参与讨论修改，以此增加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所以，我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开放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起……
经历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我依然在思索的路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我以为，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利益，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坚持改革开放，使得国家富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军队更强大，那么中国就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
（光明日报记者郑晋鸣整理）
龙永图（人物素描：郭红松）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
谈及我所亲历的改革开放40年中的标志性事件，当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确实是一场既影响中国对世界看法，又影响世界对中国看法的深刻谈判。
从1986年开始复关谈判，到2001年中国入世，这15年的艰苦谈判历程，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6年到1992年，我们用6年时间解决了4个字——市场经济；然后，从1993年到2000年，我们用近8年的时间来解决另外4个字——开放市场；最后，我们花了一年时间，起草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
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中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多月后，我们在日内瓦宣布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当时获得全场一片掌声。
此后，基于开放市场的问题，我们开启了与每个国家的单独谈判。每个国家关注的重点都不一样，比如，我们和冰岛的谈判只花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和美国的谈判整整花了6年。美国希望中国的关税水平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们只能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人让了步，我们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经过入世后17年的发展，我们国家逐渐强起来，老百姓逐渐富起来。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今回望改革开放40年历程，有三个重要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今年，我们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意义重大。中国改革开放不能停步，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我们开放的大门还要更大。
（光明日报记者陈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