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婚率“十连增” 吉林省2014年11.26万对离婚

“今天，你离了吗？”这虽然是人们之间开的一句玩笑，但也折射出当今一部分人的婚姻状况。让我们看看半月谈记者采自一线的以下数据：

2011年，3.2万对；2012年，3.8万对；2013年，5.4万对……近年来，北京市的离婚人数逐年攀升，2013年同比增长42.6%。这意味着在北京每天有近150对夫妻协议离婚、家庭解体。

上海市民政局公布的年度婚姻登记统计情况专报显示，2014年，上海市共办理离婚登记53244对。因感情不和或破裂、性格不合等离婚的占总数的95%。

江苏省民政厅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显示，2014年该省共有837942对新人结婚，178899对夫妻离婚。与2013年相比，结婚登记人数减少7万多对；同期，离婚人数增加2898对，即每3分钟就有一对夫妻分手，各奔东西。

湖北省婚姻登记机关2014年共办理各类登记141.7万件，创历史新高。其中，结婚登记为61.47万对，离婚登记13.7万对。与2013年相比，结婚人数基本持平，但离婚人数增加8000多对。据湖北省民政厅工作人员介绍，自2003年以来，全省离婚登记人数以每年1万对左右数量增加，高峰时1年能达到1.3万对。

半月谈记者从吉林省民政厅了解到，该省2012年至2014年，离婚登记人数分别为9.83万对、11.12万对和11.26万对，离婚率(年度离婚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分别为7.14‰、8.1‰和8.2‰。长春市朝阳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介绍，从离结比(年度离婚人数与结婚人数的比率)来看，这个区的离结比连续3年超过35%，属于较高状态。

重庆市婚姻登记收养管理中心提供数据显示，近年来当地离结比一直保持在1：3，相当于每3对夫妻中就有1对离婚。

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今年发布的《中国人婚姻家庭安全报告》指出，仅从离婚统计数字来看，其攀升速度令人震惊：从1979年到2012年，全国当年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已从4.7%上升到23.4%，其中，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这一比例已接近或超过30%。

“从统计数据看，遭遇7年之痒而分开的夫妻占据离婚主流。”苏州市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市结婚平均年龄30岁，其中男性为30.8岁，女性为29.2岁；离婚平均年龄36.9岁，其中男性为38.1岁，女性为35.8岁。这意味着，结婚7年左右的夫妻最易散伙。

北京市言大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訾英涛调研也发现，30岁至40岁年龄段的人离婚现象尤为突出。在民政局办理的离婚登记中，40岁以下的离婚者占登记总人数的70%以上；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40岁以下的当事人也占诉讼人数的7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认为，中国婚姻状况的剪刀差——“结婚对数的下降”与“离婚对数的上升”说明，国人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绝大多数离婚者还会选择再婚，故社会的再婚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当前，离婚浪潮凶猛，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国人的婚姻？

观念变化、责任弱化、立法变革，导致“离婚脱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人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离婚已经不再是一个闻之色变的敏感词，让生活在不幸福婚姻中的人们，尤其是女性有了结束一段婚姻的勇气，提升了婚姻质量和人生幸福指数。

维情集团婚姻医院院长舒心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出于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追求，主动提出离婚，走出不幸福的“围城”，这是值得肯定的社会进步。

婚姻家庭咨询师苏小林说，以前婚姻观念比较保守，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得过且过”观念的影响很深，一些家庭虽然经常发生热暴力和冷暴力，甚至夫妻双方长期没有性生活，也能凑合着过。但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一方拥有不良习惯、双方性生活不和谐、甚至一方感觉另一方情商低等，都有可能造成离婚。重庆启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离婚人群中约80%处于无性婚姻状况。

从深层观念看，离婚问题凸显也折射出一部分人婚姻契约精神的淡化和婚姻家庭道德责任的弱化，一些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亟待提高。近年来，有的人片面强调个人幸福和婚姻自由权利，而忽视婚姻生活应秉持的道德伦理准则和应有的奉献、应尽的义务。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洪祥认为，当人们对婚姻不再抱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信念和期待之时，婚姻的“信号”功能和约束力就随之减弱，从而引起离婚率上升。

除了婚姻道德观念变化的主观因素外，离婚立法的变化在客观上也导致了高离婚率。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之后，1953年人民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在被封建婚姻束缚数千年的古老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次离婚井喷；1980年婚姻法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后，1981年离婚绝对数即大幅上扬，较1980年增加了4.8万件；2001年4月婚姻法(修正案)颁布施行后，离婚绝对数大增；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这一方面保障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也给那些冲动型离婚或草率型离婚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洪祥在长期调查中，用大量翔实的资料证明，中国离婚率伴随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制度出台，每一次都出现离婚高峰。尤其是2003年10月1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开始实施后，离婚登记在1个月内办理改为当场拿到离婚证，手续简便，直接导致了离婚人数的大幅上升。

一些基层民政干部也表示，新条例要求登记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要充分尊重当事夫妻的意愿，因此在办理离婚手续时无法多言，一般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劝阻。一位离婚登记处工作人员坦言，办理离婚的速度虽然提高了，手续简便了，但大家对婚姻的态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草率了，一周婚姻、一月婚姻、半年婚姻现在已非个别。

美国一位著名法学家在分析离婚自由成本时指出，婚姻越是容易解除，人们对婚姻的承诺就会越少。如果允许想离就离，那么结婚者花费在婚姻搜寻上的时间就会更少，结果是夫妻更不般配，这转过来又会破坏婚姻的伴侣性，并由此增大离婚的可能。

社交网络，成为婚恋麻烦制造者

与网络技术发展进程对应的群体中，80后是网络世界的移民、90后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如今，这些移民、原住民正值婚恋“黄金期”，网络带来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他们的感情生活。

在半月谈记者采访的婚恋人群中，很少有人觉得社交软件可以增进双方感情，倒是不少人对手机、网络给他们感情生活带来的影响大吐苦水，有的甚至走到感情破裂的边缘。是技术进步带来了争吵，还是使用者忘却“初心”，将主观原因“嫁祸”网络？不同观点的交锋在社会舆论场中不时兴起。

“我绝不会在丈夫面前使用社交软件，因为那样会产生各种争吵。”1988年出生的刘芸(化名)已经是一名7岁女孩的妈妈。她是一名理疗按摩师，时而忙碌，时而“闲得发慌”，闲时用陌陌聊天成了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瞎聊，搜附近的人，发一些好看的照片，会有好多帅哥和我打招呼。”她笑着说，“得偷偷玩，要不丈夫会和我吵架。”

刘芸的心思在许多年轻人中存在，追求新鲜和刺激让一些人忽视了伴侣的存在，隐瞒和欺骗是避免纷争的最好手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表示，常常出差的他在寂寞时会在当地打开各种社交软件寻求约会，“其中有一次吃饭时拍了亲密照片，结果被苹果手机的云服务同步到了家里的平板电脑上。”他苦恼地说，“被妻子发现后大闹了好多天，现在还没彻底平息，我不知道会不会因此离婚。”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陌陌、微信一类应用程序，特别是“摇一摇”、自动定位等功能的增加，使得这些工具成了坊间俗称的“泡妞工具”、“出轨利器”，冲击了一些原本就已脆弱的婚姻关系。

壹婚姻网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微信、陌陌平台找“小三”发生婚外情的案例在几年间增加了20%。心理咨询师刘莉萍经过对大量案例分析，发现约有40%的离婚是因外遇导致。

在北京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于琨从接触的实际案例中发现，80后的离婚咨询中，多达一半以上的婚外情都与网络有关。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淘宝上，一款名为“男友忠诚度测试”的商品受到关注，不同程度、不同时长的“测试服务”收费从28元到500元不等，商品简介称，可通过社交软件测试伴侣忠诚度，“本店100余名测试员都经过专业培训，会坚定捍卫用户隐私，让‘渣男’‘渣女’现形。”如果测试成功发现用户的伴侣出轨，店铺还会送出一份爱心服务抚慰用户“受伤的心灵”。

东北师范大学传播学教授金振邦说，一边是方便的交流、交友渠道，一边是防不胜防的信息获取途径，某种程度上，网络和社交媒体催生了婚恋伴侣间的信任鸿沟，细小的痕迹都会给双方关系带来困扰。

流动之变、独生一代等，动摇城乡“婚姻大厦”

“城镇化、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离婚率相对就会提高，也可以说离婚率的提高是城镇化、工业化的社会效应之一。”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表示，社会较开放的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对开放和多元，职业和地域流动比较频繁，因人口迁移、两地分居所导致的家庭亲和力减弱，夫妻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重庆市婚姻登记收养管理中心主任陈泓熹说，这种情况在外出农民工群体中比较常见。农民选择离开乡土进城务工，虽然增加了家庭收入，但是精神生活往往是空虚和贫乏的。夫妻长时间分离，无法进行正常的心理沟通和情感交流，会导致性压抑、性饥渴，进而带来烦恼、焦虑。时间久了，双方容易出现信任危机。

临县是山西省最大的劳务输出县。“来这里登记离婚的人形形色色。”临县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李芳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是因为夫妻性格不合，有的是因为遭遇家暴，更多的则是因为夫妻一方有了外遇。

“离婚率攀升，的确与农民外出流动有着密切联系。”山西省委党校研究员刘宁认为，外出打工使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发生变化。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带给他们巨大诱惑，加上不少夫妻长期分居，婚外情乘虚而入，婚姻最终解体。

浙江省社科院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平说，如果没有子女或子女留守的情况，夫妻关系更是不稳固。流动人口婚姻关系圈的不断衍生拓展，增加了其补偿、替代的可能性。

拥有102万人口的鄂东农业大县黄梅县，近年来离婚登记人数以每年100多对的数量在增加。黄梅县婚姻登记中心主任桂志勤告诉记者：“春节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和高考后夫妻陪完孩子考试，成为农村地区两大离婚高峰期。”

独生一代的个性特征和为人处事方式也影响着对婚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心理辅导师戴慧芳说，有些80后、90后在婚姻生活中表现得很任性，既不能容忍对方，自己又不想改变，矛盾便会升级。以为离了婚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却不想如果自己不肯让步，当遇到下一段婚姻时，同样的情况还是会再现。

小王与小潘是一对80后夫妻，他们一见钟情，并决定于今年3月份登记结婚。当天一大早，他们兴高采烈地领到结婚证。正式成为妻子的小王觉得，当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和小潘商量吃顿大餐庆祝一下。很不巧，小潘因为当天要上班，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小王觉得丈夫不重视自己，而小潘也觉得妻子不理解自己，双方争论起来。当天下午，他们又来到婚姻登记中心，要求离婚。

山西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首席专家王洁说，从本世纪初开始，8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姻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生长在备受家人呵护的环境中，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和夫妻矛盾，缺乏夫妻双方所必需的包容、忍耐，极易导致离婚。

近几年还有一些奇葩的离婚原因，与感情无关。随着购房、入学等政策限制及与之挂钩的利益凸显，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褪去原先神圣的外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成为不少家庭规避政策的工具。“近年来，重庆一些区县甚至出现离婚对数和结婚对数持平甚至超出的情况，这主要是受政策影响，比如涉及拆迁补偿等问题，群众为了获益而离婚。”陈泓熹告诉半月谈记者。

此外，一些影视明星、腐败官员的畸形婚恋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导致一些年轻人跟着模仿。有些人寻找刺激，想尝尝鲜，可一旦进入就无法自拔。“我跟新来的大学生随便玩玩，没想到她不依不饶，逼着我离婚，要跟我结婚。结果我离了，她又不同我结婚。”最近，一位男士找到心理咨询师求助。

这样拿婚姻、感情当儿戏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重复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