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冷思考

　　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在持续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系列“重写”性质的文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一些作家如丁玲、柳青、赵树理、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茅盾等的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提出了质疑，对《青春之歌》等文学作品以及别、车、杜美学理论，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宗派问题，现代派文学，胡风文艺思想等文学现象进行了重读、重评。其倡导者提出：“重写”之目的，“是要改变这门学科的原有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一些文章认为，革命作家存在“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而一些疏远或者回避政治的作家作品则更具有“主体性”和“艺术性”。这些文章以“审美性”、“主体性”、“当代性”、“多元化”等为旗帜，否定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同时又以对“政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其评价标准恰恰表明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图。
　　
　　 历史虚无主义的渊薮
　　
　　“重写文学史”以“纯审美”作为价值标准，以“政治/艺术”、“功利/审美”的二元方式对文学史政治化书写进行反叛。“重写”论认为，要从“审美”层次上把握文学作品，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就要求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和再创造”，而“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终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其实，“重写”论者所说的“历史的真实”，说到底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
　　
　　因为，“当代性”首先是与中国革命历史语境紧密相联的，体现为一种历史主义意识。“重写文学史”侧重以“当代”的意识重构文学的历史，从而以历史可以完全进入“当代”视野的共时性方式，消解了真正的时间概念，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经过“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渗入和再创造”——臆想或独断，“五四”以来的进步历史、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就很有可能被回避、稀释、扭曲、消解、否定，甚至被妖魔化为各种另类表述。但是，历史的一维性和客观性已经表明：尊重历史必将高于史家的主体个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文学史家作为主体，不能决定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们只有回到文本书写者所处时代的历史与精神的制高点，将文本置于具体的时代与历史语境中，充分发掘其生成的具体过程与前提条件，同时将史家主体的情感爱憎和价值理想自然地糅合进对文学史的叙写中，这样才能抵达那个时代革命历史语境的最高认识水准，并产生其应有的效果。
　　
　　 对历史和现实的遮蔽
　　
　　“重写文学史”所提倡的“主体性”、“当代性”、“多元化”等理论主张，其实质正在于把史家与历史（文学史）即主客体发生关系的活动——“主体”性实践，当成了事物的“本体”性存在。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过于强调文学“审美自足”的非功利性目的，将文学的“思想性”、“民族性”、“历史性”、“革命性”等因素一并作为“功利性”写作进行排斥，消解并遮蔽了许多文本自身所带有的历史与政治文化内涵。比如，“重写”者认为，《狂人日记》的价值并不在于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抑或是对现实的抗争，而是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永恒的东西”，“是在一种很高层次上谈对人类本体的认识”。这种评价无疑忽视了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鲁迅毕生倡导文学必须“为人生”，要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到当时的战斗中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力量，其对现实的超越不是回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深化，深入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内里即“时代精神”中。
　　
　　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精神处在一个最为活跃的时期，但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并没有完全让自己的写作介入当下，反而陷入到“纯文学”这样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文学的方式和社会互动，更不必说参与到当前的社会变革中来。“纯文学”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日益呈现出保守性质。文艺创作上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错误观念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延续和写照。
　　
　　 回到革命文学实践本身
　　
　　今天看来，除了“颠倒式”的政治化批评视角，我们很难看到“重写”文章能用更深刻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视角，来概括和描述革命文学所展示的文学经验。很多受到“重写”文章批判的“旧的”文学史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被揭示出来。在笔者看来，目前文学史写作最大的问题仍在于：没有找到适当的概念和理论方法，来描述我们的文学经验，尤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因为只有在哲学—逻辑的眼光中，历史才成为真正的历史，文学史才能成为真正体现人类精神发展历程与规律的文学史。正如恩格斯所说，“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因为“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
　　
　　因此，要走出理论困境，只有回到革命文学实践本身。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最为精深的哲学理论在中国左翼作家、革命作家那里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证实和升华。马克思认为，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超越个体融于群体的“类”存在。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从抒发个人一己之情，到走向为时代而歌唱的精神觉醒过程。在战争的洗礼下，他们完成了两重否定：从纯粹个人情感的吟唱，到抛弃自我深入大众的内心；从浸润着社会现实的“我”的自我表达，到与社会融合为一的“类”的自我实现，这种艺术是“远为巨大的综合的形式”，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等经典性著作中找到阐释的基本依据。例如，贺敬之诗歌的四个属性——“广延性”、“理想性”、“持续性”和“回环性”，可与西方理论提出的“主体间性”、“持存性”、“回环性”等思想相互阐发，这说明只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即立足于文学文本的历史主义解读，我们才能超越用文学作品印证西方理论的单一向度，并提出自己的批评理论，从而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只有通过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我们才能真正阐明革命文学的精神内核及其艺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目前，如何真正从诗学本体的角度，深入解读一些革命作家如贺敬之、郭小川、魏巍等的作品，破解他们身上蕴含的将个体生命投入时代、献身人民的精神密码，还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提升空间。随着这一空间的拓展，我们才可能超越“重写”观念的束缚，对“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利”、“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等命题获得更为真实而深刻的理解。
　　
　　 开拓文学史写作新格局
　　
　　“重写文学史”导致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家被文学史遗忘！比如诗人陈辉（1920—1945），他是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一名战士，用枪也用诗和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遗作诗集《十月的歌》于1958年出版后，在日本就有介绍和翻译，尤其是短诗《一个日本兵》，时至今日仍然能唤起日本人对那场侵略战争的记忆。很多人津津乐道徐志摩、戴望舒等作家，却很少知道陈辉这样的诗人，日本学界对他的关注和研究则远远大于国内。
　　
　　此外，一些重要的革命作家群体还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以1937—1945年间抗日根据地三大诗群——延安诗群、晋察冀诗群、苏浙皖诗群为例。尽管在一些文学史中有介绍，但三大诗群并没有以“诗群”整体性载入文学史。目前，学界关于延安诗群已有多人论评，有关晋察冀诗群也出了一本《晋察冀诗抄》，但系统、深入的研究仍然很欠缺。至于苏浙皖诗群，更是很少人知晓。它是一个主要活动于皖南泾县、苏北盐城以及浙东金华一带的诗人群体，经查证可以确定这个诗群中有如下诗人——冯雪峰、蒲风、夏征农、辛劳、聂绀弩、楼适夷、许幸之、莫洛、彭燕郊、吴越、芦芒、赖少其、陈子谷、王亚平、覃子豪、锡金、戈茅、陈亚丁、陈山、黄凡、林山、杜麦青、江明、方尼、钱毅等，他们或者参加了新四军，或者为新四军从事秘密地下工作，这其中也应该包括写下了新体诗《十年》（《新四军军歌》初稿）的陈毅元帅。苏浙皖诗群及其独特的诗学特质，不仅可以使根据地三大诗群呈现南北呼应的整体风貌，而且三大诗群整体进入文学史，必将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构成、艺术范型、审美诉求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开拓文学史写作新格局，提供有力的参照和基础。
　　
　　总之，作为审美形态的文学，是离不开特定时代政治背景而超然独立的。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不是任何人强加的，而是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我们的文学要为人民、为时代服务，就应该提倡个体与群体的融合，提倡“类”的追求。因此，文学史更应该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史、社会史，是人民的思想史、社会史，所以针对“重写文学史”的做法，可以提出我们的主张：重写“重写文学史”。（周锋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