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里有群重压在身的“二战”考研族

　　在身边大部分同学享受着近万元的月收入时，孙远却待在学校旁边2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为第二次考研做准备。他是2015届郑州大学的毕业生，在第一年考研失利后选择了“二战”。

　　毕业之后，除了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同学，其余大部分人签约了当地一家知名企业，月薪近万元。但孙远不愿意这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他希望继续深造，转读土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然后继续读博，将来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或从事与工程设计有关的工作。

　　在近期笔者展开的关于大学生对“考研二战族”的看法问卷调查中，有191位大学生参与。49.21%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二战”考研是出于对理想更执着的追求。

　　与社会现实的碰撞

　　为了复习，孙远与人合租住在学校北门附近的社区。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一卫，刚好放得下两张床和两张桌子，月租800元。“便宜，而且人少，清净。”他已经很满意了。

　　由于考研学生的租房需求，学校北面各个社区的房租涨幅不小。有租户介绍，在考研学生租房的高峰期，一个约8平方米的单间，月租涨到500～800元，而且还不包括水、电、暖气费。如果是设施齐全的套间，价钱还得翻倍。

　　对“二战族”为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问题，62.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心里觉得不应该花家里的钱，但是仍需要家里的支持”。因为没有工作，孙远的支出全部由父母提供。他每个月还要花上1000元左右的伙食费。

　　2015届昆明学院应届生刘静依因第一次考研没有被收入心仪导师的麾下，她选择了“二战”。

　　毕业后，刘静依在一家留学机构工作，同时备战二次考研。“有时候一整天都在忙，只能抽休息时间看书，碰上有应酬根本没时间。”而且心里惦记着考研的她，觉得工作和复习很难兼顾。在考试前4个月，她选择了辞职。

　　“我最高纪录3个星期没出门，每天靠叫外卖生活，偶尔会有朋友来看我。”刘静依回忆。

　　校园里的“局外人”

　　为了减少房租支出，2015届毕业生白雪选择了在母校租借床位。“没办法，谁让我第一次做了失败者。”白雪解释说自己根本没脸再向家里要钱租房。

　　因为学校明令禁止出租床位，为了避免被宿管阿姨发现，她和宿管阿姨打了6个月的“躲避战”，还要“每天像做贼一样”进出。在宿舍里，她生怕自己在宿舍学习会让室友感到压抑，所以每天只在宿舍睡觉，不敢待太久。有时在校园里遇到在本校读研的老同学也让她觉得尴尬，“表面上得笑着，心里却难受得不行。”

　　调查中，在使用在校生校园资源的问题上，58.2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能体谅“二战族”的处境。

　　由于校园卡毕业时被注销，孙远无法进入图书馆自习，也只能靠买饭票在食堂吃饭。他每周都会在各个餐厅一次性买20多块钱的饭票。买饭的时候撕一张付钱，窗口再撕几张饭票给他，当作找零。攒着几十张不同价位零零碎碎的饭票，孙远“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

　　“尴尬感”源于自身

　　宋棠是大同大学2015届的毕业生。在学校备考“二战”时，每当有人问她是大几的学生，她都会觉得很尴尬地回答“大五”。“一说大五就知道是二战的”。由于毕业后宋棠的大部分同学都工作挣钱了，而她要继续花父母的钱，还常被周围邻居“说三道四”。“考上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没考上不好意思面对父母亲人。”她说。

　　学生家长李女士对此表示：“孩子自己懂事会这么想，但我们家长不这么想。”李女士认为这是正常教育经费，学生想太多还容易分心，不利于学习。

　　郑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主任刘慧瀛也指出，对于较困难学生，她主张“先喂饱自己再去考学”；而如果父母支持考研，孩子应学会接纳父母的支持，把接纳转换成一种动力，进而化为自我发展的能力。

　　刘静依和宋棠一样，也“很怕家人失望”。爷爷每隔两三天就会打电话关心她的情况，“每次挂了电话我都会复习到很晚，觉得不好好复习就会对不起他们。”

　　因为种种压力，复习期间刘静依曾到“崩溃的边缘”，她把试卷撕碎，冲自己说：“我不考了，我不看了。”但是那天晚上想了很多后，第二天她重又投入复习。她说：“想明白为什么要考研就好了。”

　　调查结果显示，78.5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二战”最大的压力是自身的精神压力，另有55.5%的受访者认为，身份尴尬引起的生活不便是“二战族”最大的压力来源。

　　刘慧瀛表示，毕业生应学会转变自己的角色，坦然面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在她看来，“二战族”确实已经是社会人而不是学生，自身无法完成心理上身份的转变，才会产生“身份尴尬”的感觉。而“二战族”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摆正自己的心态。

　　（作者郑州大学 刘俞希 杜冉 。应受访者要求，孙远、刘静依、宋棠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