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七成想要“二孩”48%受制于“父母帮带”
哥哥为妹妹晾衣服 新文化记者 刘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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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7个人中就有1名超过60岁的老人；而每80个人中才有1名新生儿童。老人潮、婴儿荒，上世纪90年代后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应势而出。去年3月份，我省“单独二胎”政策正式出台，政策落地一年，结果如何？
根据 吉林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4年3月28日至2014年年底，9个月吉林省共有7004对夫妻申领再生育证，170个新生“二胎”呱呱坠地。
对于吉林省符合“单独二胎”条件的近9万对夫妻来说，政策上的支持已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但面对来自家庭、经济、人生规划的多重压力，这个门槛究竟跨还是不跨，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考量。
意料之外
生“二胎”不是简单的重来
1980年出生的小雨又当妈妈了，这次是个千金。3日，记者在小雨家见到她。和大多数产妇一样，她正处于恢复期。客厅的地板上，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小九”睡得正香。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 长春 。为了事业打拼，她30岁时才结婚。一年后，第一个宝宝“豆豆”出生。在没有“豆豆”之前，凭借小雨夫妻俩的多年打拼，俩人过的是有房、有车的生活。即便有2000元的房贷，和俩人月均1.2万元的月收入相比，也算不上什么负担。有了“豆豆”之后，开销上升了不少。不过老公小帅在外面的努力，让家里的经济压力减少了。
2014年小雨家的月均收入达到2万元，这期间俩人换了车和房，经济状况又回到了刚结婚那会儿。但随着一条喜讯的到来，这一切又被打破。
要“二胎”钱字当头
2014年4月，小雨发现自己怀孕了。尽管3月28日吉林省正式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但这次怀孕却不在小雨计划之内，不过老公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马上表态：“这孩子咱得留下。”
老公表态了，但小雨的顾虑却很大。她知道，一旦把孩子留下，对于经济环境刚刚稳定的他们来说，情况势必会再一次变得严峻。小雨给记者算了一笔月均消费的账，“豆豆”的各种花销3500元；房贷5700元；日常花销2000元；车辆养护、加油等月均1500元，合计是12700元。如果不增加收入，家里再添一个“豆丁”，小雨清楚，肯定要再次回到“月光族”的生活。不过，最后小雨还是留下了孩子。
由于是二胎，生产之前需要各种注意。检查程序小雨已驾轻就熟，但她没想到，一些检查费提高的幅度会如此之大。“去的还是同一家医院，怀‘豆豆’时做的‘唐氏筛查’才300元，怀‘小九’时变成3000元。”小雨回忆。2015年1月，“小九”呱呱坠地，全家人很高兴。但事后算下来，前后共花了近3万元。
忙碌的一天
生完“小九”，小雨说：“我自己有感觉，和当初生完‘豆豆’时的差别太大了。”本以为照顾“小九”就是把养大“豆豆”的过程重来一遍，“但实际上，相比金钱，时间、精力上要花费的才是对‘二胎’家长最大的考验。”小雨说。
每天小雨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7时“豆豆”睡醒会准时跑到她屋里，她的早觉就算到头了。小雨醒了，“小九”也到该喂奶的时间。小雨负责给“小九”喂奶，换尿片。小雨妈妈和小帅负责做饭，督促“豆豆”穿衣、吃饭，之后小帅送“豆豆”上幼儿园。等“豆豆”出了门，小雨才有时间吃早饭。“‘小九’基本是两三个小时一遍奶。孩子吃奶的间隙，我能有一点时间干点自己的事，但想睡觉睡不着，神经衰弱失眠。”小雨说。
15时左右是小雨的第二顿饭时间，吃完这顿饭“小九”基本就不睡觉了。17时，“豆豆”幼儿园放学，等“豆豆”回来，全家就开始了最热闹的时段。
到了晚上小帅回来，小雨娘俩终于不用手忙脚乱。但吃完饭马上就进入了“劝睡”时间。小帅主要负责“豆豆”，小雨主要是伺候“小九”。算下来，每晚小雨最多睡5个小时左右。
意料之中
不想孩子和自己一样 有个孤单的童年
小欣家的两个宝贝，哥哥浩浩2岁，妹妹“小雪”还不足4个月。说到自己可爱的两个宝贝，小欣的眼里闪着亮光，因为她实在太喜欢孩子了。
在和老公鹏飞结婚前，她就已经打好了招呼，婚后要生两个孩子，理由是“一个孩子太孤单，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有一个孤单的童年”。
2012年6月，浩浩出生。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小欣和鹏飞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于是小欣的母亲专程从长春赶了过去，帮着照看浩浩。那个时候两个人月均工资加在一起能达到1.1万元，工作城市又只是一个普通地级市，就算没有父母的支持，两人在经济方面也没任何压力。
2014年小欣最先从那个地级市调回了长春，之后鹏飞也成功调回了长春，不久小欣有了他们的宝贝“小雪”。
对女人来说，生孩子对工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像小欣这样，3年之内两次怀孕，老板嘴上不说，心里一定会有想法。但把工作和孩子两者放在一起选择，小欣说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所以小欣最后选择了辞职。
小欣的辞职对家里最直接的影响是家庭收入减半，月均收入从1.1万元变成了6000元。好在俩人事先就做了准备，在双方父母的“资助”再加上自己的存款，在怀“小雪”之前已经在长春又购买了一处房产。算上结婚时在长春买的新房，一租一住，月均收入也回到了8000元左右。
2014年11月，“小雪”的出生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是小欣，子女双全是她一直想要的。未来小欣说，她可能还得再出去工作，等两个孩子再大一点，她会试着找一个老师的工作，最好是能去大学当老师。“大学老师不用坐班，还有寒暑假，现在看最适合我了。”小欣笑着说。
董先生和妻子一直两地分居，虽然已有一个儿子，但妻子王女士十分“想再要一个”。于是，为了能满足妻子的梦想，董先生辞掉了在北京的高薪工作，回到长春从头再来。
如今王女士“二胎”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苦于双方父母不在身边，照顾孩子方面无法借力，俩人只能花钱请保姆。而每月3000多元的保姆费却已赶上了王女士的工资。眼下这种情况，董先生说，王女士开始考虑是否把工作辞掉，暂时做一个全职太太，等“老二”大一些再重新工作。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编年史”
1971年
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强调“要有计划生育”。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12月
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其中“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1978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1978年
中央下发《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0年9月25日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1984年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
2002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双独二胎”政策由此在全国推开。
2013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我省现状
近9万对夫妻符合条件出生的“二胎”不到170个
根据吉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吉林省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城镇夫妻数量是88410对。2014年3月28日至2014年年底，9个月的时间里，共有7004对夫妻申领了再生育证，仅占符合条件的7.9%。
而截至2014年年底，实际出生的“二胎”只有170个。这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母亲在3月28日之前怀孕，之后出生的婴儿。这部分婴儿也是在政策实施时间之内出生的，因此视为合法生育。可以想象，真正在新“条例”实施后，决定要“二胎”并付诸行动的夫妻，实际数量不足170个。
基本条件
换房子、换车子“二胎”硬件不便宜
对于每个家庭而言，不管要“二胎”的决定是有计划还是无计划的，既然决定了，有些基本条件是要满足的。
首先住的地方不能太拥挤。小欣现在住的房子是一开始就买好的三室，由于买得早，当时的总房款没超过60万元。现在说起这件事，小欣还一脸兴奋，“多亏我俩是按照要两个孩子准备的房子，否则现在换房子，别说60万，70万恐怕都下不来。”
小雨家的房子起初是两居室，为了要“小九”，现在把房子也换成了三居室，只是这套房子来之不易。面对新房子近100万的总价，他们先是把以前的房子卖了80多万元，之后又贷了40万元，这才把房子拿下。
以现在长春房价为例，商品房均价在6500元/平方米左右。如果是100平方米的三居室住房，总房款就要65万元。
而记者在市场上了解到，通常100平方米的三居室，多是“小三居”，也就是两个卧室一个书房的结构。除了主卧室面积够大，另外的次卧和书房空间都相对较小，书房甚至连床都放不下。
市场上标准的三居室，面积通常都要超过120平方米，即便按均价计算，总房款也要接近80万元。
另外，给小孩居住的房子，装修上也是要注意的，仅仅为了甲醛一项不超标，在买家具过程中，小雨就多掏出5万元，把家具都更换成了实木。
除了房子，像小雨和董先生还换了车。两家人现在的车子都是空间更大的SUV，他们又分别投入了12万元和15万元。
2130个调查样本数据显示(以下为多选)：
70.38%：“如果符合‘单独二胎’政策，会要‘二胎’。”
“您会因为哪些原因而选择生‘二胎’？”
65.73%：“对孩子有积极影响。”
54.98%：“一个孩子孤单，两个孩子多个伴。”
52.68%：“等自己老了以后，可以分担赡养压力。”
“家里长辈要求”占38.31%
“自己喜欢小孩”占27.09%
“影响您选择要‘二胎’的因素是什么？”
“养育孩子的费用高”占比最高，达57%
其次是“父母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占48%
■记者手记
对于现在70后、80后夫妻来说，选择要“二胎”也许是为了“儿女双全”，圆了他们心中的那个“好”字。又或是不想让自己儿时的那种孤独和无助，重新回到自己孩子的身上。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实现这些美好愿望的同时，每一个为“二胎”努力的家庭，在他们获得之前，都必须先学会放弃。他们的生活、事业、青春，随着小生命的降临，所有这一切都要做好准备。 （刘洋）
■放眼国内
想要的多 真要的少
2014年新出生人口达1687万人，较2013年多47万，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自去年1月浙江省率先实施单独两孩以来，这一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近日表示，这一数字基本符合预期。
从全国来看，生育意愿低、实际出生人数更少，成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普遍情况。浙江去年实际出生1.6万余人，远低于预期的8万人；河南去年受理再生育申请3万件，实际出生人数仅为1万；河北调查显示，63.15万户“单独一孩”家庭中，只有20.49万户确定生育二胎……
专家分析，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预计2015年出生人口较2014年将增加100万左右。尽管国家有关部门认为政策效果符合预期，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认为，106.9万的申请数字，比实施之前200万的预期低了很多，而实际生育数将会更少。
2015年或现出生小高峰
“井喷”式申请再生育数量未超预期，今后走向如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表示，“再生育申请”数量和真正的“再生育”数量并不是一回事。“‘单独两孩’政策落地的影响会逐步显示在出生人口正常的波动上。”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很多符合政策的家庭没有在当年生育，并不是不想生，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研讨会上说，去年出生人口跳跃式上升的基础上，2015年出生人口可能再度较大幅度攀升，或将逼近1800万。他判断，单独两孩的出生可能会大量出现，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
不过，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生育意愿从申请、展现到付诸实践，数量也会持续衰减。“育龄妇女人口基数不断萎缩，即使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不变，婴儿出生数量也会减少。即使2014年、2015年出生人口增长，‘婴儿潮’也很难出现。”
专家们指出，随着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育理念已发生深刻改变：“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不再占据主导。即便生育政策更加放开，也很难再现过去“多胎常态”的社会情景。
“普遍两孩”政策还有多远？
关于今后的人口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健认为：“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逐步过渡到普遍两孩政策，这是为了避免人口结构上的骤涨骤跌，但单独两孩政策是过渡政策无需争论。”
专家们指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普遍两孩等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期待，但“普遍两孩”何时放开的时间表，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不过，从人口结构和中国经济需要角度，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普遍两孩。“现在的生育水平仍在较为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范围，在单独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潜力释放过程中，为了避免释放以后生育率下降，需要尽快转向普遍两孩政策。”人口专家陈卫说。
也有专家认为放开普遍两孩政策不能一蹴而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随着生育妇女和婴儿数量的增多，还要综合考虑社会医疗、教育、就业等客观配备条件，避免生育政策走在基本公共服务前面。”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认为，当前来看部分地区两孩政策可以实现平稳过渡。“去年政策的平稳并不意味着后面就高枕无忧了。”钟东波表示，大约需要3到5年才能清楚单独两孩政策对生育状况的影响。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建议，“十三五”中后期可以考虑实施“普遍两孩”政策，虽然有人口堆积影响，但积极影响将会大于不调整带来的影响。
国家卫计委表示，目前来看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运行平稳，由于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持续观察和全面评估。
■专家建议
生还是不生不仅是个人选择
专家认为，由于生活压力带来的生育意愿的低下实际上是社会焦虑的体现，“生，还是不生”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思考的人口发展难题。
“政府和社会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改善住房、就业、劳动保障等多方面的问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可达说，我国人口基数大，许多二胎孩子的出生会使相关需求增加，如果儿科医生、幼教师资不足就会出现问题，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政府应做好预案，提前应对。
专家建议，应从错峰生育、完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配置等多方面着手，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增人口。“除经济成本外，生育成本还体现在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精力成本等多方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中国的生育水平多年来维持在1.5至1.6的水平，要将生育率提升到1.8至1.9的水平，需要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完善配套体系、捍卫职工休假权益等多重机制，社会应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
新文化记者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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