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中介乱象:从企业乱收费后向主管部门分红
“有的中介打着政府的旗号，服务乱，收费高，搞垄断，被社会上称为‘二政府’、‘红顶中介’。”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讲话，引起社会对“红顶中介”的关注。
而在近期国务院减负办组织多部门赴福建、山西、吉林开展了涉企收费系列调查中，调查组发现：个别单位存在违规收费的行为，如借监督检查名义向企业开展中介服务并收费、违规要求企业负担本应由节能审查部门负担的评审费用等。
如此看来，“红顶中介”已到了不可不治的地步。
对此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日提出，将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工作，重点治理各种“红顶中介”收费，切实斩断向企业乱收费的“黑手”。
“红顶中介”是什么？
“红顶中介”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如果让你准确定义它，相信很多人都说不上来。
是的，“红顶中介”游走在“灰色地带”，一方面以市场角色创收盈利，一方面又沾染着行政权力的色彩。换句话来说，“红顶中介”脚踏“政府”和“市场”两只船，它与政府部门“扯不断、理还乱”。
如果探究“红顶中介”的“前世”，有两种：一种“前世”叫做“就地转移”，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红顶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门的延续，只是原来的工作人员换了套行业协会的“马甲”而已。另一种“前世”叫“借尸还魂”，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机构或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机构，承接其取消的审批权力，以此来把持审批权限谋取利益。
此外，有些部门负责人私下与中介机构建立利益同盟，以手中权力为中介机构谋利，将其打造成“红顶中介”的同时，以“吃回扣”的方式兑现。
有网民编了一个段子来形容“红顶中介”——“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正是凭借与政府部门这样的“特殊关系”，“红顶中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面对企业扮政府，面对政府扮企业”，依附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让企业和个人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红顶中介”横行会带来啥危害？
“红顶中介”带来的危害首先是乱收费。
被媒体曝光的“中华医学会”，一年内竟召开了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其“灰色生意经”至今仍令人质疑。再比如，广西饮用水行业协会受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抽检桶装水，对交了会费的企业就直接认定桶装水合格，否则就不合格，会费在此俨然沦落为“保护费”。收费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审计署2014年6月公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29.75亿元。
从被查处的大量案例中可以发现，还有的部门把中介机构当作“小金库”，把自身应承担的费用转嫁给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部门或个人费用，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甚至，还有一些中介机构异化为腐败的“掮客”。中介机构以服务费、会费、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名义回馈，或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在中介机构中“占干股”谋取私利。
其次，“红顶中介”的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句话，这些中介乱象，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
再次，不利于简政放权。由于监管不到位，有些“红顶中介”成为部门的创收工具，对企业收取过高中介费，且服务差、耗时长、手续繁琐，这显然与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红顶中介”们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使政府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受阻，还可能增加企业其他“包袱”，甚至在“被中介”的过程中产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滋生了易于腐败的土壤。
如何治理乱收费的“红顶中介”？
整治“红顶中介”，简单几个字，却承载着迫切的进步诉求：既是简政，也是惠民；既是规范市场，也是规范公权；既是改革深入，也是反贪污腐败。
对此，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相反，早在1999年，原国家计委等六部门制定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按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实施的中介服务，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中介机构为有关当事人服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提出要求，“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严格规范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收费”。
据国务院审改办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务院自2001年专门下发通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之后的10年间，先后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约占原有项目总数的7成，但红顶中介始终禁而未绝，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行政审批背后的利益。
在《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破解民企项目投资审批“繁、难、贵”的提案》中，全国工商联建议：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规范中介收费行为，其中特别提到，要斩断中介机构与行政单位之间的利益链。
而禁而未绝的另一原因，确实在地方政府自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曾在接受媒体时表示，“红顶中介”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放权。“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不愿意放权，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在作祟。”张孝德说，想要治理“红顶中介”，必须进行触动现有政府部门权力以及背后利益的改革。这既需要政府系统特别是中央政府以身作则，更需要社会监督。
对此，全程参与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解决“红顶中介”问题，政府要全面摸清目前与第三方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要革自己的命，通过反腐败、事业单位改革等多项举措，彻底斩断与第三方中介机构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
“政府的改革是两个方面，一手是简政放权，退出一些本不该涉及的领域，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另一手是在该监管的地方要坚决监管，防止活动变得混乱。这两手都要硬起来。”王满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