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梅俊杰：英国顶尖智库怎么看中国

　　英国拥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久负盛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近些年，这些英国顶尖智库高度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世界上加速崛起的态势，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中国所展示的新“全球个性”。
　　
　　 中国正在呈现出某种新的“全球个性”
　　
　　根据英国研究机构的定义，所谓一国的“全球个性”，指的是该国自我定位的国际身份及其相应的外交与安全等政策模式。当今中国的全球个性主要体现于：中国在国际多边体系中的身份定位和立场倾向，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与和平安全问题的基本看法，中国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强国及周边邻国的双边关系特征。
　　
　　英国观察家相信，近年来中国呈现了某种新的全球个性，开始更加大胆地表达并追求国家利益，特别是自己所定义的那些“核心利益”。概言之，中国的新全球个性体现出“大国崛起”的显著特征。
　　
　　外界注意到，中国的这种新全球个性内涵复杂，目前尚在形成中，在国内也还有多种观点。其焦点包括：中国应该如何恰当地调整与各类国家及国际机构的关系，是否应该积极地去修正国际体系及地区秩序，外交和安全政策应该积极有为到何种程度，如何统筹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发展大局。同时，中国的历史传统、近代的屈辱感受、20世纪的革命历程、最近30年的外交经验等，也构成了中国新全球个性的组成要素。
　　
　　海外观察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不但政府部门在参与塑造中国的全球个性，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也介入其中。随着中国海外商务等活动的激增，随着国内网络问政的活跃，非官方因素也在日益融入中国的全球个性。英国观察家因此强调，不能因为中国的强政府而忽略了民间部门的角色。
　　
　　不仅是国内因素，而且国际因素也在影响中国全球个性的塑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加速调整，政治和安全版图也发生变化，中国既收获了上升的机遇，又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突出的是中美关系、南海问题、恐怖主义、金融安全。这些因素是否构成直接风险，中国对有关风险作出何种判断，都会反映到中国的全球个性中。
　　
　　英国顶尖智库注重研究中国的全球个性，是希望通过把握这种国家综合特征，能够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向、行为动机、反应模式。
　　
　　 中国是地区强国，还是世界强国？
　　
　　海外公认“崛起”已成为中国新全球个性中的本质特征，然而，英国部分观察家援引某些国际舆论，对“崛起”本身提出了若干质疑：一是认为中国至今只是作为地区强国在崛起，尚未达到世界强国的地步；二是认为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在软实力、高科技等不少方面，尚未达到相应的程度；三是认为中国现实发展犹存风险，从政治、外交到生态都有，但最直接的问题，在于经济下行和“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们认为，作为一个“部分强国”，中国的确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作为对美国了解最深的盟友，英国人特别指出，美国历来展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与更新能力，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态势仍会发生逆转，在出现强有力领导人之后更会如此，因此，不能仅凭目前中美各自的发展势头就断言，中国很快会超越美国。不过，英国研究者也指出，美国等国际舆论有时夸大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其实中国的追赶步伐相当快速。正因如此，英国分析家更关注一个具体问题，即中国到底会满足于充当既有国际体系的“遵守者”，还是会成为一个“修正者”。
　　
　　至于中国崛起态势所引起的周边反应，英国观察家认为，亚太地区的国家大致会有两种表现：一是想搭中国的便车，这会让中国重新成为地区枢纽；另一则是向美国靠拢，借以对冲中国的影响力，而这会加深亚洲内部主要国家间的分裂。一定程度上已出现后一苗头，但只要中国自己不去助长这种势头，该问题便不足为虑，毕竟诸多亚洲国家并不希望选边站。
　　
　　英国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近来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有为，特别体现在地区政策上。他们认为，积极有为反映了中国的国内政治演变，尤其跟领导层交替及相应施政方式变化有关系。外界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国领导层在外交上更趋活跃，更着意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同时，积极有为是为了回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感受外部冲击时，作出强硬回应实乃合理选项。然而，这一类观点断言，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现实主义的，即本质上仍属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但即便如此，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应当谨防国际关系的紧张攀升。
　　
　　在对中国近期积极有为态势作评估时，英国的智库高度关注，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国际关系的重新谈判。英方判断，中国在本地区的积极有为应该是精准掌控的，中国将从自身利益出发，谨慎而又目光长远地推动对地区和国际秩序进行渐变。
　　
　　 英国率先表态加入亚投行，表明有意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独立的务实政策
　　
　　英国在关注中国的全球个性或崛起态势时，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即代表了“美国之外、不是中国邻国”的那一类国家，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这一类国家在反思，觉得有关中国大势的国际话语至今太受美国声音的左右，觉得自己的判断不应再被美国的利益和决策牵着鼻子走。例如，在美国眼里，中国的快速发展意味着美国世界控制力的削弱，因此构成了一个负面因素，而这些国家认识到，这不该是自己应当持有的立场。
　　
　　此类国家客观地看到，中国的全球个性尚未定型，其崛起既可以激进到改造现有国际体系，也可能温和地转化为某种“和谐世界”。具体往哪个方向走，除了受制于中国的国内因素外，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为方式。基于这一观察，这类国家意识到，在中国新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应当援用各种工具去施加积极影响。
　　
　　也鉴于此，英国观察家提出，欧洲国家现在应当采取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英国之所以率先表态加入亚投行，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表明，自己有意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独立的务实政策。如今在“脱欧”背景下，英国更希望全方位加强与中国等新兴亚洲国家的关系，尤其希望维持并吸引中国投资。
　　
　　英国等欧洲国家在采取更独立的对华政策时，也深知自己处在夹缝中，所以，不希望陷入被迫选边站的困局。为了自身最佳利益，它们感到，一方面应当鼓励美国将中国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不要一味地把中国当作发起挑战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应鼓励中国降低与美国关系的紧张度。这些国家知道，如果自己太过接近美国立场，将有可能加剧亚洲的分裂，而这不利于欧洲在经贸、环保等方面目标的实现。
　　
　　总之，面对中国和平发展所引发的国际变化，英国顶尖智库提出，应当创造性地重新评估本国利益：确定自身国家安全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威胁究竟何在，何种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最有利于这一变迁的世界，应当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结构，等等。就此而言，中国的快速发展俨然已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梅俊杰，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