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民族史观的成功实践——有感于《中国长白山文化》出版

孙文峰中国画作品《长白春晓》

　　“十年磨一剑”。刘厚生教授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历经十年艰苦磨砺，九易其稿，由洋洋百万字压缩到五十万字，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内外专家学者以及相关高等院校的大力支持下，这部《中国长白山文化》终于出版了。这是东北史学界文化学界可喜可贺的事情。这部厚重的《中国长白山文化》不仅填补了东北史学、文化学的空白，为长白山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会极大地促进长白山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正如吉林省长白山研究会张福有会长在《跋》中所指出的：“相信《中国长白山文化》的出版，会进一步推动当代长白山文化的研究与建设，促进长白山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保持学术话语权，增加国家软实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边疆长治久安等方面，发挥特殊且重要作用。”

　　这是东北第一部内容翔实、结构完整、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科学论证，文风朴实、语言流畅的具有权威性的史学专著。

　　中国长白山文化，有两种文化：即地理物质的文化，人文精神的文化。物质文化是有限的，人文精神的文化是无限的。《中国长白山文化》的特点是：物质文化与精神的文化相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新发现相结合，传统历史的文化与现实的文化相结合，大长白山地理历史文化与大长白山的区域文化相结合。不仅顾及传统文化精髓、诗词精品、文化典籍；各民族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儒学教育、语言文字；音乐歌舞、体育健身，而且顾及生态文明、地下宝藏、山水名胜以及旅游文化。这是一部全方位的科学的史学论著，在结构中有密有疏，有详有略，而且开掘得有深度。如儒学文化教育，不仅有第一期，还有第二期儒文化传播之分，而且把箕子列为儒家文化的宗祖和先驱，其《洪范九畴》列为史前名篇加以考证和论述。准确论证箕子乃是东北第一人文始祖，是这个团队的学术智慧、学术功底的生动展示。

　　这部著作有个闪亮的创新之点，那就是在史学研究领域解放思想，尊重史实，大胆开拓，扬弃“欧洲文化中心论”，恢复与实践东北大民族史观，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在中国的土地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后果，历史地看，给中国造成两个贻害很深的毒瘤：一是看得见的鸦片，一是看不见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两个毒瘤毒害中国人达二百年之久，至今还有一定影响。全面评估“欧洲文化中心论”，它有两面性，它既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也剥夺了中国人在某些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将一切人文思维都导向西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核心就是“种族中心论”，在中国《二十五史》《四库全书》中本没有“族”的概念，只有“人”，肃慎人、汉人、蒙古人，女真人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没用“族”，只有人，易洛魁人、印第安人、日耳曼人等。欧洲种族血统论，自认为白种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睿智的民族，而亚非的黑种人、黄种人，则是世界上劣等民族，是落后、野蛮的民族；所谓中国人是“东方的野蛮”民族，成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理由。种族中心论者宣扬以本民族的价值标准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习俗与生活方式，把一切“非我属类”的东西，都看成陌生的或野蛮的，一概采取排斥和歧视的态度。而我们是文化相对论者，则尊重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都应以客观、公正、宽容的态度去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

　　世界已缩小为“地球村”的21世纪，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相对论，需要的是文化融合，而不是文化对抗。种族中心论者宣扬的是种族对抗，而不见民族间的文化融汇，这就是强调“族”的恶果。日本学者说“满洲乃化外之地”，是说满洲是汉族政权辖制以外的地界。韩国学者也说“汉族在东北不到二百年”等等。他们的用意在于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他们认为在东北汉人不是土著民族，汉族是闯关东过来的，汉文化是移民文化。他们哼着“东北归属未定论”的老调，用这些歪曲历史的做法，为其侵略行径与思维进行辩护，关键是窃夺了东北人的话语权，使得很多东北人至今还持这种理念：从大学生、教师到机关干部，甚至某些学者也持同样观念，还把“闯关东”看成汉族汉文化在东北的断代史，忽略殷燕秦汉唐的三千余年在东北汉文化的开拓史。

　　而《中国长白山文化》的学术写作班子，区别于以往的《长白山文化史》的著作，毅然扬弃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狭隘的民族史观，用东北既有的大民族史观来观察和研究历史，强调史实的论证。本书体现大民族史观主要有四点：

　　第一，确认自古汉族就是东北的土著民族。首先阐明四大古民族史，与肃慎、东胡、秽貊相继开发东北的就有殷商以及燕，这是最早开拓东北的华夏土著民族，后来相继秦汉在东北设郡县政权，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迨至盛唐元明清文化一脉相承，汉人汉文化在东北开拓进取三千余年。

　　第二，本书大民族史观体现在，确认东北是东北各民族共同开发的历史，在述写汉族的时候，顾及到少数民族，在述写少数民族的时候，顾及到汉族。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兼容共涉，互有长进，共同提高。

　　第三，本书还设专门章节讨论“汉文化在东北的历史地位”，确立汉文化在东北是主体文化，而不是所谓“明代之前处于文化模糊状态”的史实。高句丽、渤海，本没有本民族文字，使用汉字，推崇汉文化，而且在高句丽、渤海中还有大量的汉人。如果说，在高句丽、渤海时期汉文化是主体文化，那么，辽金元清四朝，汉文化就不是主体文化了吧？然而，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辽金元清四朝皇帝都是尽力研读儒家文化经典，各朝均重用汉人做宰辅，汉族人口依然是多数，如金最盛时期汉人口竟占2/3，而且从几代皇室直到庶民都认真学习儒家文化，把尊儒拜孔作为祖制并加以传承。就是说，在辽金元清各朝，汉文化仍然是文化的主体，特别是各代皇帝都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安邦治国的核心学说。这从鲜卑、高句丽、渤海到辽金元清13通石碑的正面全是汉字汉文化，这就足以说明，从鲜卑到辽金元清，汉文化在东北一直是主流文化。汉政权有时候可以断档，汉文化始终没有断档，而且出现继《永乐大典》之后的乾隆年间的中华传统文化总汇的《四库全书》，这也说明，辽金元清四朝，不仅以汉文化为主体，而且发展、充实和丰富了汉文化，从而构建了“中华一体”的大文化，这就是历史的史实。

　　总之，本书是强调东北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没有偏向哪一个民族，各民族不是互相排斥，并不是一说汉文化是主体文化，就是排斥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绚烂性和历史地位，而是互相融合。实际上，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汉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民族，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共同提高——这就是东北大民族史观，在《中国长白山文化》一书中的生动体现，必将有力地推进长白山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田子馥  原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研究员）（编辑/王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