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必然走向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广泛传播，不仅不是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压制，不是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中断，反而恰恰是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承传，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更为全面而科学的内涵，使得“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民族救亡复兴之路的必然，也是新文化运动所引领和推动的思想大解放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实践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理论品质，是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民族救亡复兴之路的必然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弱，处处挨打，中国人民从此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为探索中华民族的救亡复兴之路，师夷派、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无数仁人志士，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并在形式上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落入封建复辟势力袁世凯等人的手中，以致如孙中山所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与中国的基本情况不符，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巴黎和会“民主与和平”的残酷现实，以极端的方式全面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这一切都让此前无比迷信和推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深陷入彷徨和痛苦之中，这也逼迫他们痛定思痛，另寻救亡复兴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高度关注同期在邻国爆发并成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他们深刻意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救亡复兴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才开始传入中国，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只从苏俄传入中国，而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复兴道路的必然选择。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新文化运动所引领和推动的思想大解放的必然选择。学术界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起点，以1921年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1923年人生观之论战为终点。这一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大概可以划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对革命“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此，由这些先进分子主导的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的特征，其实质是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革命。这场革命的矛头直指湮灭国民个体人格意识、造成千百年来奴隶道德的“孔教”，认为“对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而存在着不足和弱点，但其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扬弃，动摇了“孔教”在中国思想领域的统治根基，有力地回击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康有为等主导的“尊崇伦常”的复辟逆流，掀起了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伟大潮流。很明显，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它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涌流打开了一扇前进之门，也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入了解、逐步认同并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批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马克思主义在与诸多社会思潮的论战中，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逐步上升为指导中华民族救亡复兴的思想武器。当然，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政治转向”，不是意味着“救亡”压倒了“启蒙”，也不意味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中断。“民主”与“科学”，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广泛传播，不仅不是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压制，不是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中断，反而恰恰是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承传，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赋予其更为全面而科学的内涵，使得“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其中，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等团体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一次大众化传播高潮。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其从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国历史和人民必然选择的根本保证。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实践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历史和人民所接受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学说，更是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理论体系。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式的说教，而是来自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又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实践中，立足实际、回应实际，实现理论的创新发展。总的来说，正是这种理论品质，使得马克思主义具备能够“抓事物的根本”的“一般正确性”，成为自创立以来不断得以传播和发展的理论前提。
　　
　　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译介传入中国的，但其彻底的理论品质发挥了极大吸引力，让当时的很多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有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和努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得以更大范围和程度的彰显，从而能够在20世纪初的激烈社会思潮论战中脱颖而出。在与“实用主义”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论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抵制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的一种“改良”运动，名义上要树立生产的新方式，却又不主张革命，是假的社会主义。这一论战克服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障碍，也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上了一堂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教育课；在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彰显了其本身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五四运动后“新的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并走上政治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肖华平，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