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伪装
历史虚无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股极其有害的政治思潮。近期，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标榜“创新”、号称“恢复真相”，从偏激的情绪化话语向学术性的理性话语转变，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细节上做“翻案”文章。这对于社会公众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幌子要高度警惕，通过严肃的、科学的研究揭下这件“皇帝的新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蔓延的历史虚无主义，经常采取公开谩骂、恶毒攻击、诬蔑丑化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方式。这种手法因其明显的理论缺陷以及露骨的话语形式，比较容易被群众识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重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早已声名狼藉的历史虚无主义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暂时失去了话语地位而沉寂下去。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也在逐步调整自己的话语，以更具有学理化色彩的形式，经过巧妙包装后重新登上舆论舞台。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语气上更加讲究话语分寸的把握。尖锐的观点变得“平滑”——或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或含沙射影，曲笔迂迴，诱导读者自己去联想，把受众诱导到他们所预设的“理论陷阱”。
二是标榜“价值中立”，打着解放思想、学术创新的旗号，做“翻案”文章，制造“新观点”。
三是搬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以颠覆“革命史叙事”。一些研究成果的核心概念、范式都采用西方话语，但却被误认为是与国际接轨和“学术创新”，而实际上，这些话语背后体现的却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四是窥测各种时机，趁机炒作、扩大影响力。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每逢重大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都会形成研究高潮。但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利用了这个规律，趁纪念历史之机兴风作浪，散布错误观点以制造轰动效应、扩大思潮的影响。例如，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个别人打着“还原真相”、“重写抗战史”等幌子，散布各种歪曲历史的奇谈怪论。有的质疑中共在抗战中作出的牺牲和重要贡献的真实性，胡诌说中国共产党“夸大歼敌数字”，其目的在于贬损中共及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有的不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把蒋介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完全丧失客观分析的态度；还有的借纪念抗日英烈之机，为戴笠等臭名昭著、长期与人民为敌的反面人物翻案，竟然说“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戴笠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是“名副其实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纪念抗战之机进一步推翻党中央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定论，比如，有的借纪念所谓国军“抗日名将”之机，否定新中国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声称“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面貌获取话语空间，这无形之中不仅增添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色彩，而且也增加了我们辨析、抵制这种有害思潮的难度，对抵制这种思潮的能力和水平需要更高的专业化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击资本家的谬论时，“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同样道理，在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时，我们既要分析、考证他们所运用的史料是否被曲解、肢解，更要掌握他们所没有掌握的史料，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话。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话语，对他们所要表达的真实的话语意图、通过什么的方式表达这些意图以及话语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学术研究”，其背后究竟潜伏着什么样的政治倾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苏东剧变和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说明，“学术”仅仅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外衣而已，一旦他们认为政治时机成熟、可以不再借用学术外衣就直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时，往往就直接采取煽动颠覆政权、否定党的领导等赤裸裸的行动，丢开学术面具而暴露出狰狞的真面目。而一旦他们的图谋遭受党和人民的毁灭性打击而失败之后，他们往往又重新退回学术领域，继续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曲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只讲“尊重”、“包容”而不讲“批评和抵制错误思潮”，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他们的严肃批评说成是极“左”，不断鸣冤叫屈，企图逃避批评，把学术研究作为庇护自己的“保护伞”，从而得以苟延残喘，继续等待时机。
正因如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具有欺骗性、长期性、反复性，我们绝不可以因其一时的沉寂而掉以轻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艰巨任务。（李方祥 郑崇玲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闽江学院思政部）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