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
非必要不干预 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本社社长孙成军专访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春雷博士
闻唱衰之声谋长春发展之道
孙成军：2017年已经开篇，在谋划落实工作的过程中还时常听到“唱衰东北”的声音。区域兴衰不是“唱”与“说”的结果，但唱衰论调的确会影响发展信心和发展判断。作为在长春学习过、生活过的学者，您对长春的振兴发展持怎样的看法？
刘春雷：
只要你不是沉湎于自己的“信息茧房”，不再一直盯着手机、电脑，愿意迈开脚步穿行于长春的大街小巷、企业学校，你就不会同意那些逻辑混乱的唱衰之论。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破除“指数”迷信，透过杂乱无章的数据探寻事实与真相。其次，不能用“盲人摸象”来形容唱衰论者——他们的确睁着眼睛，映入他们眼帘的也是“大象”，但他们却在搜寻“大象”凋亡的大数据。这算不算是用“真相”堆垒的“真实谎言”？同时，不赞同唱衰的主基调，不等于拒绝所有关于这个城市的负面看法和发展建议，也并不妨碍听闻唱衰之声而思长春发展之道，在不那么和谐的杂音中甚至是逆耳之声中去伪存真。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自然也谈不上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
长春需要市场经济的再启蒙
孙成军：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对症下药，攻坚克难。2016年，长春市在全市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抢抓机遇、创新发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奠定了长春加快发展的思想基础。您认为长春当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影响长春长远发展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
刘春雷：
资金、招商以及国家层面政策支持之类的问题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长春，当然也包括东北地区其他城市，亟待市场经济观念的再启蒙。如果说东北地区自身现状给唱衰者提供了什么依据的话，那么市场经济发育、市场经济观念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算是最为突出的。尽管一段时期以来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经济增长乏力，但这些都不可怕。比硬的GDP更值得深思的是软的思想观念问题，在这方面，市场经济观念缺失是很严重的问题。比如，信用意识薄弱、制度费用高到无法完成市场交易、服务的商品化程度低、“官本位”意识强、讲究行政级别、体制内就业的极度偏好等。现在讲问题导向，长春的发展，首先面临的是从政府官员到寻常百姓的市场经济观念再启蒙的问题。
节制而不是纵容“看得见的手”
孙成军：包括长春在内，东北地区思想观念与南方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是各个层面都已经关注到的现象。不解决思想问题，创新无从谈起。您认为长春是否要持续推进思想解放？解放思想的关键是什么？
刘春雷：
思想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常言道，知易行难。其实，知行皆难。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有这样的观点：一个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得到科学界认同，往往并不是由于新观念战胜了旧观念，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现在的情况是，计划经济末期或者转轨时期出生的一代虽然成长了，但他们并不比那些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的人更相信市场经济。特别是有了大数据，包括互联网达人在内的一些新新人类甚至还觉得自己可以预测、驾驭经济了，这种想法十分幼稚。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时出生的人如今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了。虽然计划经济远去了，但计划经济思维并未远去，不仅还停留在一部分官员的头脑中，而且在代际传递，包括一些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也相信政府干预之“万能”。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地区，可以说比东南沿海更缺乏市场经济的“观念供给”。因此，不仅要持续推进思想解放，不断巩固成果，而且要突出市场经济理念，让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让市场真正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多研究政府干预之“不能”，多抑制计划配置资源的冲动，更有现实意义。节制而不是纵容“看得见的手”，是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和保障！
市场失灵领域的政府干预不能缺位
孙成军：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引导是必要的、积极的，问题在于，政府应在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引导与调控？应怎样看待简政放权后的政府职能优化问题？
刘春雷：
可以说，市场失灵领域的政府依法干预，也是“非必要不干预”的题中之义。少一点政府干预，是针对当前干预过多、过滥而言的，绝非捆住政府“看得见的手”。简政放权与优化政府职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看得见的手”伸向哪里？我认为，应该在市场真正失灵的领域，比如，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信用体系建设与维护、城市规划、安全生产等具有明显“外溢”特征的领域，“看得见的手”应该一直伸出来，而不存在停下来的问题。比如正在推行的“河长制”，就是政府分内的事。因为，对于像水污染治理这样具有极强的外部经济效应、属于市场失灵的常态领域，政府干预、调控本来就应该是常态的。此外，在制度供给与需求的所谓“交易”上，市场也是失灵的，更多、更彻底地释放制度红利，离不开政府的持续干预。
孙成军：有人说，简政放权难免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总是不敢迈步，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刘春雷：
其实，“一放就乱”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放得不彻底，或者放到了市场以外的地方，没有落地，悬在空中。比如，因“二政府”的出现，拿走了本该属于市场参与者的天然权力，公平竞争环境缺失。举个例子来说，温哥华机场起降的航班远远多于中国一些城市机场起降的航班，但人家那里见不到维持秩序的“管理”人员，现场依旧井然有序。这里就有一个政府职能优化的问题，简政放权后续管理问题，即持续关注所放之权是否到位，是否又被市场主体之外的人或组织拿走了。政府职能的优化可以说是无止境的，永远在路上。
政府干预、调控刺激下的增长，既不是可持续的增长，也不是高质量的增长。一个地区GDP增速下滑，既要看产业、企业层面的问题，更要关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到底有没有真正得以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潜能是不是被抑制了。这一点，尤其值得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地区反思。投资环境好不好，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发育充分不充分。
昔日辉煌不应成为今天发展的包袱
孙成军：2016年长春经济已经出现了向好的迹象，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928.5亿元，增长7.8%；地方级财政收入完成415.5亿元，增长7%，增速比上年提高9.3个百分点，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都向好发展。这已经引起国内媒体和经济学者的关注，有媒体报道称“长春发展看到了东北振兴新希望”。对此，您怎么看？
刘春雷：
2016年长春的发展取得可喜成就，用事实证明了“东北唱不衰，好花儿依旧在”。发展不拘泥于GDP增速、不迷信GDP，不等于坐失发展良机。有条不紊做大GDP蛋糕仍是未来相当长时期长春的发展要务，同时发展经济又不能盲目攀比。地处中国版图东北部的长春，物流量肯定不能与处于物流集散地区的城市媲美，这是沿边而不沿海的区位特征及周边地区资源禀赋的结果。GDP是个流量概念，要求它年年匀速增长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于长春这样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老工业基地来说，即使一段时间出现了GDP零增长、负增长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与东北地区其他较大城市一样，长春昔日的辉煌并非脱胎于市场竞争，而是与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格局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9月到1954年6月间，长春还一度成为直辖市。坐落在长春的一汽就是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对中国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被行政命令配置到长春，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长春没有成为德国的斯图加特（奔驰、保时捷总部均在此），不是长春的错，而是计划经济的错。以计划经济时期长春曾经的辉煌责难今天的所谓“没落”是不公平的！因为一旦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优势就有可能成为劣势，甚至变成沉重的包袱。东北人较强的体制内就业观念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至今的工业布局不无关系。而面对这种以几代人之间的“代际”转型，人们总是显得急躁不安。
比当年GDP更重要的是，往年的GDP是否转化为真实有效的资产，是否转化为赖以持续发展的财富。也就是说，非市场化配置资源所产生的GDP，有多少是无效的GDP？有多少是负资产？在经济增长乏力、GDP底部盘整过程中，尤其需要保持定力，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千方百计涵养市场活力。据政府官网报道，长春加快推进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行政审批项目从823项减少到249项，值得称道！
区域中心城市离不开人口集聚效应
孙成军：围绕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请问长春当务之急的举措是什么？
刘春雷：
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提法是比较恰当的。这既是一个可触及的目标，又是一个具有延展空间的目标。不限于中国东北地区，未来长春还要在跨境范围内的东北亚地区展示经济影响力、辐射力。当然，要成为这样的中心城市并非易事。
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当务之急应是城市人口集聚，彻底拆除制约人口集聚的藩篱，以人口集聚效应确立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这里的逻辑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直接倒逼出人口规模，人口规模来自移民，移民迁徙又以低生活成本的宜居城市为前提。当务之急是毫无保留地释放制度红利，以低生活成本的宜居城市形成人口集聚、资本集聚优势。
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规模是第一位的，有了足量的人口，才称得上是城市集聚。其他地方的人为什么来长春这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因为长春是低生活成本的宜居城市。如果你这里与人家原居住地差不多，或者好得不显著，人家都不会来。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跳槽，比居家迁徙要更容易，不夸张地说，薪资不翻番，都很难有吸引力！
长春人口尽管相当于加拿大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中国城市人口排行榜上仍处于30名之外，存在巨大增长空间。现在中国一线城市仍在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这对长春这样的非一线城市来说是一个机遇，可以吸引更多人迁至。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不能简单复制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模式。与发达地区不同，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县）将有一个人口相对萎缩的过程。长春建设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能够在人口集聚上做足文章，包括充分利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带来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东北地区较大城市同构程度，提升城市的差异性，增强城市竞争力。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新增人口低成本融入城市必然带动服务业发展，拉动新增消费；创造条件、主动接纳迁徙至长春的新居民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增加迁徙者获得感的同时也在减少人口流出地区的资源生态负荷，让那里的人也增加获得感。人口的集聚效应也将为存量居民带来诸多显性和隐性益处，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GDP蛋糕里应包含更多的民生份额
孙成军：城市发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离不开民生工程。请问，怎么看待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中的民生问题？
刘春雷：
以人民为中心，让GDP蛋糕里包含更多的民生份额，促进劳动力扩大再生产。
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权利就得有经济上的实现，GDP蛋糕里就应该包含更多的民生份额。尽管民生具有更宽泛的含义，但居民人均收入或许是衡量民生蛋糕是否做大、做好的最佳指标。老百姓手里的钱多了，自然可以用“货币选票”表达其民生选择，资源配置效率远远超过政府代劳的民生工程。长春与东北地区其他城市比，做大民生蛋糕的空间仍然很大。
做大民生的GDP蛋糕，也是GDP质量向好的过程。经济增长短期的高质量的慢，累积起来就可能成为长期的快。无效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尽量让增长中的无效成分少一些。而减少无效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增加民生投入，减少无效、低效的公共投资。期待长春的旧城改造提升等民生工程，在提升城市品位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
孙成军：长春的比较优势不是主要来自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应更多地靠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怎样释放制度红利，形成自身优势？
刘春雷：
从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至今，为什么鲜见成效？并不是因为东北的资源不够丰裕，也不是东北的劳动力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东北地区比其他地方更需要市场经济的制度供给！这个基础性的制度供给是不受到额外、过多干预的市场交易与信用体系，还包括不“种别人地、荒自己田”的相对理性政府。没有基础性的制度供给，仅仅在技术层面零敲碎打搞振兴老工业基地，即使再投入几万亿元人民币，也是缘木求鱼。因为制度这一稀缺资源只能内生，不能像其他资源那样由其他地区输入。
资源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制度费用相关联。制度复杂性叠加引致的制度成本是惊人的。大道至简，制度的技术含量并不表现在表面的复杂性上。简政放权，还应该是“减”政放权。与市场经济改革要求极不相称的是，一些人却在千方百计叠床架屋，进行复杂性制度设计。一个复杂的制度，必然有N个更为复杂的制度与之配套，耗损着大量的制度费用。如果我们的GDP中更多地包含着这类“产品”，那GDP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了。
制度红利还是最好的城市广告。必须通过超常规的改革力度和制度创新，快速释放人口向长春集聚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人口的流出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你的城市软环境好、有比较优势，新增劳动力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比如，医疗方面的改革，可以让非长春居民在长春获得便利的医疗服务，至少在本省范围内实现医保卡的互联互通，并且实现每一个公民先看病再说其他。在发掘制度红利、释放市场活力的过程中，政府应多做减法、少做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