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后,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正式向全党提出要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提炼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过程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化三改造”、主要矛盾说和综合平衡论是改革开放前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规律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存在重大偏误性理解,这种探索最终陷入了迷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同行,它既成长于改革开放实践,从实践中汲取养分形成经济学理论,并逐步系统化,又对改革开放发挥指导作用;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并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又科学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吸纳其合理部分,同时高度警惕其一些错误的基本原则的误导;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人民性、自觉性、主导性、实践性、开放性、批判性的统一,为保证改革开放的航船和现代化道路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作出了贡献。
　　
　　中国当代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道路的一体两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生产方式框架中,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研究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关系及其两者间的互动规律。随着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它既体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成果中,更凝聚在集全党智慧的标识性文献中。当前急需把它们——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形成系统化的学说,为世界和人类社会贡献自己独有的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的理论先声
　　
　　新时期以改革开放为鲜明时代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改革开放初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思想理论界首先是从1977年研究按劳分配问题,批判“唯生产力论”,澄清“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上的误解开始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批判了“四人帮”以“极端平均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极左谬论,随后的尊重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规律的讨论,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大讨论做了理论铺垫。尤其是1978年围绕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探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做了舆论准备。在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既引领了理论研究方向,也通过有关按劳分配话题掌握了理论话语权,通过打破“大锅饭”讨论获得了实践话语权。当时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家都登台亮相,为拨乱反正冲锋陷阵,可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黄金时代。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启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主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航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又在实践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必须面向世界开放的国策,政治经济学家借鉴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为发展商品经济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以租借制和租让制形式改造部分国有企业,将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思想,同时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进一步参考历史上陕甘宁边区建设经验,提出大胆以“引进来”为主,创办沿海经济特区的设想,但特区要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经济学界立即发起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思想启发下,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经济学界还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发挥价格和市场机制作用,形成计划和市场全覆盖、交融式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雏形:改革要发挥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但不放弃计划或国家的作用,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始终是获得最大多数人认同的改革基本取向。
　　
　　第三,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同阶段,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四,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确立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第五,全面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第六,有些经济学家提出,根据现代化大生产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主的企业改革。
　　
　　第七,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理论,对1970年代下半期经济超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比例失调进行调整,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依据综合平衡理论,借鉴西方宏观调控经验,治理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保证了经济稳定运行。
　　
　　第八,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九,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双重转换理论的提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相当长时期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主流理论地位。
　　
　　第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比较和讨论,发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当代中国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上述理论成果都是党的领导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独立自主提出来的。其中只有部分理论适度借鉴了国外工业化、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东欧经济学理论。
　　
　　正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有力推进,初步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取向,分析元素和维度、概念,理论体系雏形和政策系统。对此,邓小平同志评价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初稿”。其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取向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方向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不断增强市场导向作用,坚持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些对当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进行的系统性分析,促进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成功转移,帮助确立了基本路线框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实践证明,我们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有力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发展,为形成全党共识,有力指导改革开放实践,从而牢牢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主导权,奠定了重要基础,确保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成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主线。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