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特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把改造社会、创新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奋斗目标，并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华北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建设实践。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局部执政时间最长、施政方式最民主、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最高、治理效果最为显著的红色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据地和试验田，“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十分必要。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为社会治理凝聚精神力量。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及民众多元参与，在协商互动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多种方式激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可谓返璞归真。杨家岭沟口住着一杨姓贫农，他家的窑洞只有门、没有窗，一做饭，满屋都是烟，慢慢的，墙壁都变成了黑色。杨家人看见主席走过，经常会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候还到屋前站站。正是源于对人民群众的尊重、信任，毛泽东等党的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通过总结反思与推广，不断改进边区的社会治理。1941年，延安中区五乡在征粮工作中为了实现公平合理、减少各种纷争，通过民选方式组织了征粮委员会，在27名征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李国章等7人，其余委员由富有者、绅士、贫农等组成，均系非党人士。通过征粮委员会精确的调查统计，全乡不仅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人民也认为公粮出的公平。由于“征粮委员会”的做法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又符合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政权政策，边区中央局即时研究了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组织的经验，号召全边区各地普遍推广运用，结果，在其他地方也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是全力推动民生发展，为社会治理夯实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经济社会条件恶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人民生活困顿。中共中央抵达延安后，为了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中央及时决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展开后，边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被激发出来，产生了一大批劳动英雄。1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时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些社会建设的目标，均指向最基层的贫苦农民，指向民生的改善，为优化社会建设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从社会公正出发，为社会治理构筑制度保障。真正治理着社会、能够有效形成社会服从的，是“社会公正”。这种多重组织形态和实践样式的维护机制，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延安时期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内涵“公道”品质的法制体系，促进了“社会公正”机制的形成。1941年，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了“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对抗日军人家属，“彻底实施优抗条例”，使其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加强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的耕牛农具等困难；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的私有土地制，同时也保证地主的合法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实行男女平等，建立民族平等。在“纲领”指导下，边区制定各项法律制度，着力实现社会公正。
　　
　　延安时期促进社会公正的法制建设，还体现在对受灾区域及民众的制度性救助中。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2年，公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1943年，制定《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这些政策条例着眼于战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平衡了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冲突，实现了社会公正。为应对持续发生的自然灾害，边区于1940年发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要求除了政府拨款，亦要发动群众进行互相调剂；1941年，边区民政厅为赈济灾民发出指示信，以赈济粮款、以工代赈、解决农具等方式，组织灾民扩大生产、互助调剂。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系列政策法令，都是以制度方式保障社会公正，为社会和谐与“善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是思想建党，从严治党，为社会治理优化政治生态。延安时期，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中国素有“以吏为师”、“上以风化下”的文化传统，政府官吏及社会精英人士的精神风貌，很大程度地影响和带动着社会风气。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从严治党，抗战初期就重申了《惩治贪污条例》，严禁贪污浪费等腐化行为。1941年的“施政纲领”更明确指出：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延安十三年中共局部执政时期，不仅涌现出张思德等一大批大公无私的先进人物，无数党员干部更成为带动社会和谐进步的核心，通过他们身体力行的示范，有效地突破了乡土社会偏重地缘、亲缘的关系羁绊，建立起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关系，既树立了党员干部的正面形象，优化了党群关系，也促进了良善社会风貌的形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局部执政实践，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边区内部与外部之间，成功地构建起了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且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著称于世。中国共产党因此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在这里成长壮大，继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任宗哲）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