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精准扶贫搭上“互联网+”快车
这几天，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秘书长钟韶彬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办公室和广州思点巧通网络有限公司之间。一件“作品”正在双方的观点碰撞中被不断打磨、酝酿。广东首个全省性扶贫APP，正是钟韶彬和他的团队翘首期盼的最终成果。“确切地说，这是一组系列产品，包括‘众筹宝’‘农产宝’‘爱心宝’等，分别指向扶贫资金筹集、扶贫产品销售和扶贫力量参与等关键环节。”在钟韶彬的设想中，广东扶贫APP将再为社会扶贫开启一道宽广的大门。
而与此同时，远在广州100公里外的台山市，市民黄先生每天下班前，轻点拇指，到“爱心菜”APP上选菜下单，成了新的生活习惯。“等我到家，买到的菜也正好送货到门。”黄先生说，“选择‘爱心菜’APP买菜，不但方便，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可谓一举三得。”
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互联网+”高居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首位。对于广东来说，眼下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让“时髦”的互联网技术与并不“光鲜”的扶贫开发事业挽手而行？在广东省扶贫办副主任李冠强看来，强拉硬扯的“拉郎配”不行，为创新而创新的“假融合”也不行，“只有既能做出适合扶贫开发目标任务和工作机制的互联网产品，又能够用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思维深度解构现有的扶贫模式，用‘新瓶’装上‘新酒’，互联网与扶贫才能‘加’得自然、‘加’出效益、‘加’成合力。”
做“新瓶”：铺就底网+繁荣电商
扶贫开发与互联网真正“邂逅”还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一方面，电子商务浪潮开始席卷广袤农村——2014年底，广东成为阿里巴巴首批农村淘宝项目的重点区域，电商经济开始在南粤乡村星火燎原；另一方面，伴随着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网络孤岛”“信息荒漠”的标签被渐次揭去——在广东，68%的网络购物覆盖率已经超过了城镇化率，农村居民网购比例正在不断提升。
尽管如此，在不少贫困地区，虽然宽带网络的触角早已翻越大山，伸到了每一个村庄，但由于许多村民家中没有电脑，导致大量网络容量遭到闲置；而在不少贫困农户那里，由于年龄、文化水平和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大多都被“大材小用”——除了接打电话，其他功能往往成为了摆设。
在钟韶彬看来，推动“互联网+扶贫”，首先要“铺好底网”。“宽带网络不但要进村，更要入户，通过降低经济成本和使用技术两道门槛，让贫困群众能用、会用、愿用。”
政府投入、企业参与、典型示范、带动辐射，这是广东打通农业农村信息建设“最后一公里”的四大“工具”。9月底，移动、电信、联通等7家通信、金融、农资、软件、电商企业齐聚广东省农业厅。一份推进信息进村入户的框架协议，成为广东整合政企资源、“五指并拢”共同帮助农村、农民推开信息化大门的最新实践。“广东将把惠农信息社作为主要载体，并结合12316及农业云平台建设，部署各示范市县按照‘八有’标准开展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在运营模式上进行市场化探索，集聚更多部门和行业资源。”广东省农业厅厅长郑伟仪说。
“3000农民学电脑”，这是恩平市为尽快补足贫困农户信息技术方面的短板而大力推动的一项工程。该工程的重要背景则是，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把江门市全域性示范平台“选址”在了恩平。根据规划，到2015年底，全市27个贫困村将率先建成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到2017年，村级服务站将覆盖恩平所有的村（居）。
酿“新酒”：便捷沟通+多赢格局
沈女士是广州某民主党派的支部主任。她最近正在筹划组织支部成员开展一次为贫困地区小学捐赠图书的活动，不想却好事多磨。“支部成员的热情被发动起来了，却突然发现不知道应该捐给谁。”沈女士说，对于他们这些生活在高楼大厦里的人来说，贫困更多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而在钟韶彬看来，沈女士遇到的问题是扶贫供需资源衔接不畅的典型症候，这种阻隔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会沟通成本过高。“扶贫APP就可以让这种成本大大降低。”钟韶彬说，只要轻点“爱心包”中的“教育捐赠”栏目，全省贫困地区中小学校的情况便可一览无余，“包括学生、师资和帮扶需求等等都能反映出来，捐赠人很快就能‘淘’出自己中意的捐赠对象。”
如果说广东扶贫APP的可贵之处在于大大提高扶贫资源对接精准程度的同时显著降低扶贫资源对接的沟通成本，那么早在5年前，佛山移动公司在其定点扶贫点——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中所村建设的“139快乐农夫”项目，便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扶贫模式的早期探索之一。
这个源于彼时异常火爆的网上“偷菜游戏”的“互联网+扶贫”项目，简言之便是在贫困村庄集约一定土地建设“快乐农庄”，用户可以通过移动公司网站和手机等方式租种其中的某个地块，并支付租金，包括代耕和农资等费用。承租者可随时通过网络查看作物生长情况，也可以亲自到场照料。待到瓜熟蒂落，用户就可以享受现实版“偷菜”的乐趣了。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参与“139快乐农夫”项目用户超过千人，为当地村民带来超过15万元的直接经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