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导向式评价机制提升科研资助效率

　　过去10年间，我国财政支持的科研经费持续上升。然而，随着公共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大，一些“科研消费主义”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蔓延，学界对某些财政资助科研项目的资金支配产生质疑。笔者以为，我们应在保证科研质量的基础上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评价者也应以效率与结果来判断科研绩效与水平，而非助长“科研消费主义”恶习。
　　
　　 一、由于科学研究的特殊性，我们很难把握诸如生命科学、高能物理、航天新技术等探索性很强的理工类项目，笔者特别选择了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中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项目。 就理想状态而言，以研究“政府”、提高“政府绩效”、改进“政府责任”为己任的学者应该具有更高的公共使命感、更强的公共责任心，更趋于提升财政效率，以他们为对象，应该能够管窥到当前科研项目效率的现状。我们经过抽样配对最终确定了32个同期群项目，然后按照国际通行的评价科研项目财政效率的方法，计算了每个项目的经费/论文数、经费/版面数、经费/他引频次、经费/复合影响因子、经费/关注度（下载频次）。结果如表1所示（单位：万元人民币）。
　　
　　为了判断两种基金财政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我们将其与“澳大利亚创新、工业与科研部”（DIISR）项目进行了比较（2011年汇率），形成了表2的结论（单位：元人民币）。
　　
　　可以看出，我国两类项目的财政效率都不够理想，与国外水平差距较大。自然科学基金每发表1篇论文需要耗费超过2万元经费，每形成1个复合影响因子需要超过1.5万元经费，每个版面、每个他引频次也需要3165.05元和4009.93元。而社会科学基金完成这些指标约需要1.4万元、1.4万元、0.24万元、0.21万元的公共财政资金。就两类项目来说，社会科学基金财政效率优于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共投入686.5万元公共资金，产出了327篇论文，每篇论文的财政效率值为20993.88元，社会科学基金每篇论文的财政效率值为14248.41元，两者的效率值相差47.3%，其他指标上社会科学基金也均好于自然科学基金。但两类项目与国际标杆的差距极大，其财政效率值均远低于国外项目。澳大利亚的基金产出1篇论文平均花费5472元人民币，而我国社会科学基金是澳基金的260.4%，自然科学基金是澳基金的383.7%。
　　
　　 二、实际上，“科研消费主义”盛行并非由于研究人员道德水准不够、职业素养不高，而是因为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出现了系统性偏差。 目前，在评价科研人员绩效时，有很多单位和机构往往采取一个“核心”指标——“科研经费数量”。也就是说，一位科研人员，他拥有的科研经费越多，其“绩效”越高，这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导向型评价。这本质上是以“绩效”的名义助长科研消费。在评价制度已经发生扭曲这一根本原因之下，我国科研项目低效还肇源于几种由评价扭曲引致的科技研究领域价值观、世界观的异化。
　　
　　将勤俭节约扭曲为“课题拜物教”式的科研消费主义。由于评价中严重的投入导向，每个研究机构盲目攀比“课题数量”、“科研经费额度”，这使得很多科研机构也不愿严格核查经费的去向，甚至默许大家在预算截止前突击科研消费，这就使得我国本来在制度设计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多快好省进行科学研究”的初衷成为了泡影，使得结果导向、绩效导向的科研资助变成了鼓励消费的“课题拜物教”。这种方式以课题申请成功论英雄，而非以研究结果定输赢，本质上是消费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体现。
　　
　　将科学设计、科学预测变成了“科学空想”。在“课题拜物教”的导向下，有些单位和研究者都将获得课题作为第一追求。在项目申报中，往往将研究目标、技术路线、预期创新等描述得尽善尽美，极尽各种科学“幻想”之能事，设计出很多看上去很新颖、很前沿、很超前的研究目标。这种申请书空想、臆测的成分更多，可实现性极差，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只在于用看上去尽善尽美的“科学空想”获得公共财政资助。
　　
　　将科研中的公共受托责任转换成了分配性努力。诺斯认为，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进行分蛋糕的努力，且往往能够成功，这就是“分配性努力”。由于分配性努力的恶性作用，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从生产科学知识这种生产性努力，转移到了通过不正当手段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这种分配性努力上。它又进一步扭曲了科研经费的配置，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将“社会的良心”转换成了完全的“自利经济人”。中外有很多人都认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在这种隐含假设下，各种基金拨付大量经费给课题项目主持人，并在经费使用上赋予主持人高度的“自由裁量权”，以便主持人能够发扬“多快好省”的奋斗精神，对公共资金担负受托之责。然而，我们发现，某些学者“社会良心”的假设明显出现了异化，他们本质上还是“自利经济人”，“套利行为”随处可见，使得课题经费被浪费甚至挥霍。
　　
　　 三、要解决我国科研资助中财政效率低下问题，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根除“课题拜物教”，推行结果导向式科研评价制度。评价是科研活动的导航仪，目前亟须根除过于重视课题经费而忽视项目产出的评价制度，改用结果导向式评价制度，以科研成果来评判研究者的绩效。二是，树立科研正气文化，杜绝学术投机思想。目前，学界存在一批投机于科研事业、缺乏科研成果却能靠“跑项目”成为“项目型”学者的人，严重影响了学术生态发展。我们必须杜绝这种投机思想，树立人人勤奋于科研、没有国家资助也要出高质量成果的正气文化，杜绝科研消费主义。三是，实行研究成果公开、科研经费去向公示制度。课题立项后的监督不到位导致了科研效率低下，这就需要采用结果监督制度，即在结项时，除涉密成果之外，基金管理机构应将每个项目的所有信息在相关场合公布出来，特别要将在基金资助下产生的成果和经费使用情况分门别类地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实施低效项目“黑名单”制度。不处理低效项目，就会“劣币驱良币”。这可以采用低效项目“黑名单”制度，将那些结项成果效率低下、浪费公共资金、违背公共受托责任的项目撤销，且明确规定其主持人5—10年内不许申报此类项目，并出台公开的“黑名单”，使学界随时警醒。五是，成立科研项目评价事务所。目前，国内科研项目结项评价只能采用同行评议制度，这给主持人采用公关手段结项留下了巨大的空子。我国可以借鉴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模式，成立非营利性质的第三种事务所——科研评价事务所，并培养一批具有专业能力、只从事评估科学研究结果质量的专家，给其颁发评价师执业证书，参照律师、会计师管理，如果他们不能担起客观、公正、有效评价的责任，则面临吊销职业资格的危险。（尚虎平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