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11道禁令无果：10年仍增343家高尔夫球场

正午，北京郊区的气温徘徊在0摄氏度左右，广阔起伏的黄草地和结了冰的水域，表明很多在北方经营的高尔夫俱乐部已进入封场期。每年12月到次年3月，由于气候条件所限，北京的高尔夫球场均暂时“歇业”，但其中的一家，却向几位业内专家打开了大门，以“寻求转型的建议”。

“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找出路，因为高尔夫球场想转型实在很难，而且从运营者的角度来说，并不想走这一步。”该俱乐部高层对记者表示，“我们打算扛到底，但也会作更多的准备。”

实际上，“扛”这种状态，已伴随高尔夫球场运营者多年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家政策不断收紧，让高尔夫球场在市场和政策交错的空间不断变换着生存方式。但2014年，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远超以往，在一片片违规草地被翻出黄土的刹那间，从业者已经嗅到了危机，正如他们早已适应了比市区内低两三摄氏度的气温，冷风过境，依然颤栗。

40倍水费能否启发高尔夫“廉价航空”

触动该俱乐部“转型”神经的，率先是水的问题。

“北京高尔夫球场全年的用水量相当于40万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2011年，记者刘世昕曾在对民间环保人士胡勘平的采访中了解到，“一个18个洞的标准高尔夫球场，一年的耗水量是40万-50万立方米。如果按北京有六七十家高尔夫球场的说法估算，北京高尔夫球场全年的耗水量当为三四千万立方米。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沈大军提供的一个经常被研究者采用的数据是，北京的一个三口之家，年均用水100立方米。”3年后，胡勘平与志愿者对高尔夫球场水资源过度消耗现象的调查得到了“回应”——2014年5月，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将被纳入特殊用水行业，水费每吨由4元提高到160元。

据媒体统计，目前北京共有球场60家左右，按照18洞标准球场计算，平均年用水量约为35万立方米，之前水费约为每年80万元，调整后水费约在每年5600万元。按照以上水费计算，打球的价格将平均提高至每场3000元。据记者了解，此前，北京市打高尔夫球的价格从每场几百元-2000多元不等，平均价格为每场500元-700元，在水费涨价之后，确实有部分俱乐部对价格进行了调整，以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为例，最低涨幅为会员价由每场260元上涨为320元，最高为访客假日击球价格由1480元上涨为1600元，而不少俱乐部则表示，“今年受大环境影响，水费飙升，又被课以重税，球场绝对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都存在原料一提价就把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情况，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一样。”首都体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钟秉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如果延续简单把水价增长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思维发展，“就很容易把行业做垮”。如果借鉴发达国家的思路，改进产品结构、降低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以替代原有产品，“在提倡环保节水的背景下，考虑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根据现实需要减小场地规模、削减高档服务、增加更平民化的产品”，或许是当前高尔夫运营者可以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移”。就像廉价航空的概念，应当让更多人受益，“如果现在本就稀少的普通消费者走了，顶层的消费者会更突出，社会舆论的声音会更大，促使项目被完全砍掉的可能性也更高。毕竟不可能把一个(占有较多资源的)项目做成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的项目，更何况高尔夫本不该如此。”

但全国高尔夫俱乐部多数亏损的现状，让多数运营者选择了简单粗暴地应对变化，“水费暂且不论，税收同样高昂，在多重限制的情况下，球场很难做到平民化，羊毛出在羊身上，目前只能继续抬高价格以寻求生计。”某南方地区俱乐部负责人表示，“以后新建球场可能性不大，高尔夫很可能成为稀缺资源，打球费用会越来越高。”

激情年代富裕阶层的消费符号

“上世纪80年代外商来到中国，没什么地方去，所以国内才引进了高尔夫，让外商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地方待。那时的高尔夫，就像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和国际机场一样，就不是给普通大众准备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前副主任崔志强曾对媒体表示，高尔夫正是在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业界认为，1984年，由霍英东、郑裕彤等出资创建的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标志着现代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起步，填补了中国高尔夫的空白。“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高尔夫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的态度都很盲目。”一位从事球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当年国内的高尔夫球场，主要是香港、台湾和日本商人在经营，“内地资金进入很少，参与的人也不多。上世纪90年代初，仅有100多人(不含外商)打球，而现在北京的高尔夫球人口就有近10万人”。

“当时，外商都会看这里有没有球场才会进来。”该业内人士表示，1993年以前，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高尔夫在招商引资、美化环境、培养运动员和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1993年以前，国家是鼓励发展的，那时环境还行”。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剧，一些人迫切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标新立异”，并寻求社会认同，所以，我国高尔夫运动的消费主体从那时起，便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人群”，而官员也逐步进入了高尔夫的“禁区”。据崔志强回忆：“当时，有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不得在工作时间，不得用公款进行高消费的运动，主要就是针对网球、高尔夫和桥牌。”在1994年-2003年期间，时代洪流中的高尔夫听到了“限制”的声音。

“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按计划经济来做的项目，相对发展得较好，如跆拳道和艺术体操等。而民间力量较大，通过市场需求引入的项目，通常会经历无序的发展阶段，比如台球、保龄球和高尔夫。”钟秉枢表示，保龄球占用资源相对小，台球也在街头巷尾经历过整顿，相对而言，高尔夫的特殊性容易被贴上标签，“高尔夫从民间引入却并非面向草根，且场地要占用大量水土资源等，一开始便埋下了畸形发展的种子。”

于是，199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该文件明确“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高尔夫球场、仿古城、游乐宫、高级别墅区等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及兴建各种祠堂、寺庙、教堂。”作为业界指南，朝向集团在其发布的《2013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中，对这份普遍认为是来自国家层面关于高尔夫用地问题最早的政策，解读为“这一政策是持续的、稳定的，并且我们认为将会是更趋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