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分干部“对调换岗”恐怕不痛不痒

　　背景：山西交口县下桃花铝土矿被举报非法开采，交口县国土局长冯建平受党内警告处分，随后改任中阳县当国土局长；新任交口县国土局长王高，此前是中阳县国土局长，因在中阳县时不依法履行职责，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简言之，两名受处分局长互换职务，引发关注。

　　湖南红网发表乔志峰的观点：两位国土局长犯了错，“内部交流”，互换职务，级别还是那个级别，职务还是那个职务，说这是“逗你玩”或许有点夸张，但类似做法还是让人有种“被戏耍了”的感觉。他们所犯错误或许还达不到被撤职、开除或追究刑责的程度。但不管承认不承认，此时进行对调，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将官员从被动境地里“营救”出来的作用，涉嫌变相保护。要想做到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层层落实当中不走样，让各级官员都能依法履行职责，就必须把责任追究贯穿于工作落实的全过程，将督查、问责、约谈等制度规范化、常态化，建立起严密的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哪个环节“卡”了壳 ，就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就追究哪个部门的责任；哪个人的工作没落实，就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有了责任追究，干部就会常思落实之责，常谋落实之策，常抓落实之事，常求落实之效。“受处分局长互换职务”这种障眼法、小聪明，还是别玩为好。

　　小蒋随想：对两名受处分干部予以“对调换岗”，确实会使群众产生“换地照当官”的感受。他们所受的党内警告处分与行政警告处分，会不会沦为其档案中一行不那么起眼的字，未必触及痛痒式的处理会对他们产生警钟效果吗？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旨在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本例中的两名国土局长难道不存在“法治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等情形？对于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规定中的“调离岗位”难道就意味着可以“对调”到异地同级同类岗位吗？对于犯“小错”的干部，高层与群众都未要求“封杀”，但有关干部必须接受与错误程度相称的惩处，并以观后效。现在的问题是，对干部所犯错误是大还是小，是何种性质，有时存在人为的定性偏差，惩处具有不可预料的弹性。这是公众最担忧的，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整顿吏治应当警觉的。

　　深圳取消车牌靓号竞拍仍有改革空间

　　背景：据报道，自10月8日起，深圳正式启用全国统一版机动车选号软件，备选号码将随机产生。深圳实施两年多的“靓号”竞价规则，自此正式取消，当地官方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提高市民获得感”。

　　新京报发表观点：在少数车牌号因含好意头而成为社会稀缺资源后，它其实就已有了“寓意溢价”，接入竞价之类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手段，是较优规则，这既能用市场方式而非靓号私相授受的寻租模式，去满足部分人对特定号码资源的诉求，也能用增加的收入从事更多的公共事业。虽然内地实行车牌（含靓号）拍卖的地方都明确，拍卖所得直接进入财政或用作特定基金，可绝大多数地方都未公开过这笔资金的运作、支出情况，这笔钱的具体用途在哪，对其的监管举措有哪些，这些原本透明的信息都成了密室操作。车牌靓号竞价本身无原罪，深圳在车牌进入普遍有偿使用阶段后取消“靓号竞价”，不足以证伪其必要性，但其存在的前提是，那些待价而沽的车牌靓号拍卖所得，那些“天价车牌纪录”不断被刷新之下的靓号费，必须用之于公众，其用途和监管也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而不能总让这笔钱多少成谜、去向存疑。

　　小蒋随想：如果不能做到车牌靓号拍卖资金透明管理，款项全部用于公共服务或公益事业，反而还有颇高的管理成本甚至是异变为小金库的可能，那么取消车牌靓号拍卖，倒也不失为一种不差的选择。至少，公平随机摇号面前人人平等，会使人们的心态更趋平和，车牌靓号获得不以钞票多寡为前提，将减少“有钱通吃”的负面性。另一方面，靓号或吉祥号本来就具有一定迷信色彩，管理者如果进行拍卖，其实是在变相认可乃至推高“迷信价值”，这与引导社会理性、破除迷信炒作是相悖的。还有，“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本来是一种常态。但如果将人们的个性局限于“固化的序列”中，“缺乏选择的选择”难免导致人们的选择单一。各地为何不能启动车主个性化组合车牌号？究竟是个性组合号牌不便管理，还是有别的原因？假如不存在管理上的不便，让人们结合家人生日、姓名拼音、英文字母等选择对自己“好记”的车牌号，岂不是在更大程度上便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打破靓号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