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做强做优做大靠改革

　　利好频出 鸣哨起跑

　　国企做强做优做大靠改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归根结底要靠改革。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锦标赛鸣哨起跑，如何跨过挡在改革前的董事会制度形改神不改、国企分类不明等门槛，成为改革能否提速的关键。此外，还要进一步提振民资信心，调动国企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真正让国企打开大门，让民资走进来——

　　近来，国资国企领域改革利好频出。中轻集团和中国保利、中国核电和中国核建合并重组蓄势待发，中国神华大比例分红，“国家级”基金入股中国国航，中国五矿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方案有望获得批复。多省市纷纷制定2017年相关改革细化方案和试点计划，不少省份明确路线图时间表。

　　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归根结底要靠改革。今年国企改革将从哪里突破？如何改善国企的经营效率？从国资国企和各地改革步伐看，新一轮国企改革锦标赛已经“鸣哨”，成果究竟如何让人期待。

　 　公司制改革将迎收官之日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表示，2017年要深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积极探索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全面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支持中央企业间、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间交叉持股，大力推进改制上市工作。

　　据了解，目前中央企业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68%。董事会建设进一步深化，建设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达到85家，外部董事人才库增加到389人，专职外部董事增加到26人。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被首次提出。本次国资委表态，意在以央企为表率，让各地方国企改革进度跟上步伐。这也意味着这项改革将迎来收官之日。

　　“尽管尚未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企业不到一成，但任务仍非常艰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明表示，尚未改革的企业基本都是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集团，或被兼并重组后的二、三级企业，资产规模大、业务范围宽、地域分布广，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的工作量非常大。此外，尚未改革的国企存在较多土地、债权债务、人员安置等问题，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非常不容易。

　　公司制改制已经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只有跨过最后几道门槛，改革任务才算基本完成。李锦表示，当前挡在改革前的几道门槛，正是董事会制度形改神不改、国企分类不明确等问题。

　　“公司制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达到年度目标，更是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市场化运营体制。”李锦说。

　　袁东明表示，公司制改革可以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要确保今年完成公司制改革，对于改制企业而言，必须高度重视，要作为一把手工程，明确时间表、关键节点，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持续推进垄断领域开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可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依然是重要的改革举措之一。然而，在少数地区、民间资本对国企混改反应平平、热情不高。多位民营企业家表示，他们既怯于市场“水太冷”，又忧于政策“心没底”。

　　对此，李锦表示，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不肯开门，民营企业不肯进门的现象，让混合所有制改革处于僵局状态。“尤其是几大垄断行业，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坚持混合所有制，应该是资本的混合，主调应是国企和民企的资本组合。关键并不是纠结控制权，而是要解决经营权的问题。”李锦说。

　　垄断领域开放具体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企混改下的资本开放，二是放开市场准入的行业开放。目前这两项开放都在推进，但确实也存在不少障碍。

　　“一些垄断性国企规模大、效率低，尚不具备整体混改和上市的条件，还有些分拆混改或增量混改涉及行业利益的调整，降低或放开市场准入需要行业整体改革。”袁东明表示，进一步推进垄断领域开放首先要加快行业整体改革，要切实按照中央要求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为资本开放和行业开放奠定基础。此外，要处理好存量混改与增量混改、整体混改与分拆混改的关系，充分调动垄断国企自身推进或参与混改的积极性。

　 　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

　　近日，山东省国资委工作会上明确了剥离办社会职能的明确时间表。今年年底，山东省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任务要完成过半；到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从2019年起，国企不再以任何方式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成本高，按照相关方案，这笔资金将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山东省财政厅巡视员文新三透露，在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金基础上，今年山东财政部门还将进一步发挥好相关资金的综合协同效应。

　　但是，要彻底卸掉国企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包袱并非易事。以老工业省份辽宁为例，据初步测算，仅解决地方国企厂办大集体问题，成本就达300亿元至500亿元，如果加上剥离“三供一业”、离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处理空壳企业等任务，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此轮中央出台的“1+N”系列文件中，将卸掉国企历史包袱作为改革重点之一，旨在既帮国企减轻负担，使其“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又为产权改革扫清障碍。

　　“国企办社会职能的负担问题，不利于国企走向市场化。政府要拿出一部分启动资金，再加上企业和职工的力量，共同解决问题。”李锦表示，东北华北的问题尤为突出，因为当地政府财力不足，使得问题难以解决。

　　对此，袁东明建议，“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应该与斩断、自我发展、加强监管以及社区建设相结合。对于没有政策依据，且所依附的经济社会环境又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不再界定为历史遗留问题，以防止新的企业办社会职能不断继续产生。对“三供一业”等具有产业性质的办社会职能，可以行政式移交，也可以产业化运作，对生活服务类职能必须保留的，国资管理部门要监督其加强成本考核。对暂不具备分离条件的地区，如边远矿区、老工业地区等，中央和地方要创造条件，将分离国企办社会问题与地区内旧城改造、城镇化建设等事项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分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