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怎样的国际视野

　　若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固然需要一种“形式的”国际视野，即熟悉外部的经典，了解外部的状况，取得外部的经验；但更加重要的是“实质的”国际视野，它理应把前者包含在自身之中，并牢牢地以自身为立足点，使之具有批判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国际视野”，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及时的研讨主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随着当今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而且这样的创新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离不开最为广泛的国际视野。我想就此谈三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视野”，大体说来包括以下诸项：掌握必要的外语和对话能力；熟悉并通晓国际上相关的文献资料；对特定领域的国际事件、历史和现状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如此等等。 一般来说，具备了这样一些基本条件，我们才可以说某人或某个学科具有国际视野。然而，更加深入地想来，这样一些条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来说并不是充分的。换言之，这样的国际视野固然很重要，但却未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这样的国际视野也许可以被叫做“形式的”国际视野，以区别于“实质的”国际视野。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种情形——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创新，最主要的成果是禅宗。如果讲到一种思想、理论或学术的创新，我想大概需要两方面的条件，就像佛教之中国化的整个创新需要两个代表人物一样。一个代表人物是玄奘，他精通多国外语，举凡切磋、交流和研究佛教的各种外语他大多详熟；他又到印度留学，在那里讲经辩经罕有匹敌者；然后带着大量经典返回祖国，随即大开译场，毕其一生翻译、研究和讲授佛法。我们知道，玄奘讲授的佛法主要是法相唯识宗，虽说是来自印度的比较纯正的佛学，但在中国的影响却十分短暂。因此除了玄奘，还需要一个代表人物来实现佛学之中国化的创新，这个代表人物就是慧能。按《六祖坛经》的说法，慧能甚至不识字。但正是由于六祖慧能，佛教在中国取得了坚实的立足点，形成了真正中国化的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中国文化之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要讲国际视野，固然一方面要有“形式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而形成这样的立足点是“实质的”国际视野的开端。如果缺失这样的立足点，恐怕还谈不上真正的国际视野。
　　
　　同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也需要有国际视野，而且往往最初也是形式的国际视野。比如近代以来中国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苏联留学回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烂熟于胸，对俄国的经验也是了如指掌。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视野，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翻译、学习、介绍和传播。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仅仅具有这样的国际视野还不足以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创新。一部分从苏联学成的人士主张“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结果却是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唯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问题不应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始取得自身的立足点，才开始有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也才开始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因此我认为，若论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固然需要一种“形式的”国际视野，即熟悉外部的经典，了解外部的状况，取得外部的经验；但更加重要的是“实质的”国际视野，它理应把前者包含在自身之中，并牢牢地以自身为立足点，使之具有批判性。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国际视野如何能够引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或者说讲汉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真正走上国际舞台，他们如何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创新性的贡献。这恐怕是根本问题。
　　
　　 第二，我们理应以一种实质的和批判的国际视野来探讨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我们通常讲的现代世界、现代性和现代化，往往局限于某种纯形式的抽象概念中，要害是完全遗忘不同民族或文化的实体性内容。就现代文明赋有其实体性内容而言，它是西方文明、欧洲文明——黑格尔称之为“日耳曼世界”第三期，更加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文明。狭隘的抽象理智往往会把“现代”这个词，同其实体性内容完全分割开来，以非批判地来谈论其普遍性，并把它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中。但我们讲现代文明具有特定内容却并不因此而否认其普遍性，它的普遍性就是黑格尔所谓某种文明在特定阶段所获得的“绝对权利”，亦即该文明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这种普遍性必定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仅在特定历史阶段上是最有效的。
　　
　　那么，今天中国的发展情形又如何呢？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中国自近代以来始终有一个不容否认的现代化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特定阶段并在某种被现实历史规定了的程度上进入到现代性之中。在这一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大踏步发展已迅速抵达了现代性本身的限度——包括其自然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这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一个后发的国家，居然比发达国家更快抵达现代性的历史限度，但这却是一个基本现实。
　　
　　总而言之，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取得了极大规模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在抵达现代性限度之际面临最严峻的危险。我认为这危险就是环境的解体和社会生活的解体。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希望”。因此，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与前景，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强国，而且必然同时是一种向着新文明类型的过渡。这种新文明类型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它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谓的现代文明。我想，由此而敞开出来的国际视野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道路和世界的未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中国的现实发展必然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 只有在实质的国际视野中，这种“文化结合的锻炼”才会被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我认为一方面采取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其进程又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现代性的范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它必定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而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只是从这种锻炼中产生的。黑格尔曾专门讨论过这一点，他在讲到“希腊世界”时说，希腊人一方面有自己的固有传统，另一方面又面临强大的东方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取得了其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的繁盛时代。但是，希腊人却始终铭记着德尔斐神庙的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因而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终于弄清了自己的真实需要，整理好那堆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就文化结合而言，这一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说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那么它就不仅需要对外学习，而且必须在学习过程中弄清楚自己的真实需要，整理好外来的那堆杂物，一句话，真正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我认为，真正的国际视野是出现在文化结合的焦点之上的；只有在文化结合之艰苦锻炼所形成的诸多焦点上，才会产生具有实质意义或本质重要性的国际视野。这样的国际视野一方面意味着对外学习——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首先是与10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对外学习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对外学习中取得坚定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将学来的东西凝练为能思的和批判的。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切伟大的东西都从人有个家并在传统中生了根当中产生出来。只有当我们所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亦即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时，才开展出一种以自我主张为基础的国际视野。
　　
　　总而言之，对于哲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国际视野之所以是国际的，是因为它本质地包含着我们的自我主张，并因而是与我们的历史命运内在相关的。（吴晓明，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