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报告》引起广泛关注 林毅夫用郭德纲话回应争议：不和用火柴点火箭的讨论
据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9月4日报道：“8月21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内智库组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征求意见稿）》（下称《吉林报告》），称吉林应转变重工业赶超战略思维，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扬长，也要弥补轻工业的短板。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林毅夫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新结构经济学的创始人，再加上吉林等东北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经济萎靡不振，《吉林报告》一经发布旋即引起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不仅学术界关注，普通民众也有许多围观者。”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也指出：“‘吉林报告’，为智库从业人员，提供了国内最高水平决策咨询研究的范本，由之亦可管窥当前决策咨询研究的水平。尽管‘吉林报告’内容翔实、体系清晰，然而，报告公之于众，就在学术界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工信部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喜文博士9月7日在《今日头条》发文调侃：“不讨论《吉林报告》似乎就不是知名经济学家了。”
鉴于《吉林报告》长篇巨幅、影响甚大，课题组觉得十分有必要就过去半个多月来相关媒体涉及《吉林报告》的讨论进行总结，一方面有助于课题组吸纳有益建议完善报告，另一方面向关注《吉林报告》的朋友澄清各种观点与事实。本文总结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课题组提交报告的初衷，报告的分析思路、诊断出的症结及其破解的方法，报告引发大讨论的缘起与后续的相关争论。此文总结之后，课题组不再参与任何媒体性质的争论。
一、 提交《吉林报告》的初衷
作为全国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知成一体”的哲学观，破解东北困局是我们的责任，《吉林报告》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否能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试金石。
事实上，目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报告》只是我们最近公开的一项研究而已。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系统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问题，始于林毅夫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时。经国家“十三五”规划起草小组委托，我们提交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指南”的内部研究报告。就地方层面而言，除了吉林省之外，我们也调查研究或正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自治区、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河间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涵盖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西部、中部地区的省、市、县层面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有一种说法是：我国转型升级如果成功便迈入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便会陷入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看法绝非危言耸听，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除了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研究，林毅夫及其团队也应邀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塞内加尔、尼日利亚、乌干达、吉布提、尼泊尔、巴基斯坦、波兰等国家提供政策咨询。
林毅夫领导下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中心倡导“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认识论，提供政策咨询、参与政策实践，便是为了践行“知成一体”的哲学观，将所学贡献于祖国的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共同繁荣！
二、《吉林报告》的分析思路、诊断出的症结及其破解的方法
（一）《吉林报告》旨在打破历史轮回的分析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迅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以宏观扭曲、计划配置、微观干预的“三位一体”计划体制，举全国之力，推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三省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也是这种体制烙印最深的地区。大规模的中央政府的投资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前仅次于三大直辖市，居于全国的前列。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我国当时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这个分析逻辑早就见诸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以及1997年所著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
与这些著作的论述一以贯之，林毅夫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振兴东北，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主张的改革便是：振兴东三省和全国其他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包括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负担和承担冗员和养老的社会性负担，让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一方面消除国有企业向国家要保护补贴的理由，二方面，让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这样预算软约束和“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残余安排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开，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才能蓬勃、可持续发展。
一语成谶！第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主要基调还是强化原有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而非转向遵循比较优势的振兴政策。董香书和肖翔2017年7月在《管理世界》上发表关于东北振兴学术论文，他们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2003年发起的第一轮“振兴东北”战略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该战略使企业陷入“经营困难—政府‘输血’—企业进一步扩张—利润下降—经营困难”的怪圈。
这个怪圈的宏观表象宛如历史轮回：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重工业赶超的投资拉动使东北三省的发展水平仅次于三大直辖市，而改革开放之后问题暴露无遗、发展相对滞后；在第一轮强化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振兴政策的投资刺激之下，造就了媒体上报道的东北“黄金十年”，而今媒体又铺天盖地报道“东北塌陷”。数据反差非常刺眼：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经济年均增速比全国平均增速足足高出2个百分点；然而，2013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尤其是辽宁省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对于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的症结，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赴辽宁回访调研组报告上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批示，深刻指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源于“产业错位”， “产业错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和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何打破历史轮回，有观察者网网友如此评论：“林毅夫的方案的最核心一条是抛开历史，轻装上阵，按照比较优势，重新塑造优势产业，大家看明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