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的文明的体现 -----对周永康案一审宣判的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周永康这个重磅级腐败分子被惩处，反腐法治化、司法文明化则更令人振奋。因为这意味着，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反腐败没有禁区。一切以党纪国法为红线、底线，不论涉及到谁，不论他的官有多高、权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只要触了红线、破了底线，就会被绳之以法，决不会姑息，决不会容情。同时又要充分尊重事实，该从轻的从轻，彰显了现代司法文明。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古训，其本意应为“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但长久以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一直被误读。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对“礼”的理解被歪曲成“尊上卑下”，对“刑”的理解被歪曲成“宥贵残贫”，从而被权力阶层当作借以因人而异、谋求特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今，我国虽然进入到法治社会，但在一些地方、一些党员干部的观念中，特权思想依然悄然作祟，特权现象依旧死灰复燃，一些身处要职的高官更是肆无忌惮，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四风”问题，最尖锐的反映就是贪污腐败。对此，中央果断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反腐的总要求，重典治乱、猛药去疴。伴随着一批批“大老虎”翻身落马，一群群“小苍蝇”逐个击落，壮士断腕的反腐决心愈加凸显，反腐无特权、无特例、无特区的“三无”原则愈加明朗。

　　周永康是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百姓口中的“正国级”官员。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他们的落马表明，所谓的“刑不上大夫”之说，所谓的“官官相护”之语，所谓的“官当到一定程度就进入了保险箱”之谈，都不过是一些人的猜测与臆想，与我们党的反腐主旨不合，与中央的反腐决心不符。

　　周案进入司法调查以来，办案机关依法办案、文明执法，讲事实、讲道理，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体现了我国现代司法文明。综观此案，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审理、宣判，整个过程都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按程序办案，既严格又充分考虑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表现及泄漏国家机密，但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以上可以从轻的情节,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都予以考虑,贯穿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基本理念。这充分说明，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无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没人能当“铁帽子王”，只要破坏法纪、践踏法纪，就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同时,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裁量。周永康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说，我接受检方指控，基本事实清楚，我表示认罪悔罪；有关人员对我家人的贿赂，实际上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我应负主要责任；自己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他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再次表示认罪悔罪。对所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证据均当庭表示属实、没有异议。

　　人若将死，其言也善。这么一个飞扬跋扈的人最终也低头认罪，说明法律的威严，司法的公正和现代司法的文明。既彰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昭示了我们党依法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现代司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反腐治罪面前无特权。事实再次告诉我们，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和党纪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和党纪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纪行使权力、履行职责，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和党纪的特权。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逐渐完善，治理水平的逐渐提升，我国的法治进程也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真空地带被纳入到法律范畴，越来越多的灰色地带被标注上法律红线。国法威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党纪严明，无一人可以凌驾之上。凡是触及党纪底线，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凡是涉及腐败问题，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制度面前没有特权，约束面前没有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的中国没有“铁帽子王”，惩治腐败绝不手软，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把权力关进笼子，让特权无处藏身。

　　反腐、惩腐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