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发展理念和道路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17.03.2016 16:46
本文来源: 社会科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间的关系，抽象地说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地说就是要理清邓小平是如何一步步进行改革开放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历史观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延伸到真理问题的讨论，究竟是领袖标准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不是认识论的问题。但是，学术界将这一问题理解偏了，主要原因就是不了解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了解它深层次的博弈。所以说，讲理念首先要从历史观讲理念，而不是在价值观层面讲理念。
第二，讨论五大发展理念和中国道路的关系，涉及一和多的问题，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参与世界学术论坛的论争，参与重大核心思想的论争。这个论争是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隐藏的，不断提出、不断被讨论，又不断在接近解决的问题，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要发展，思想文化论争一直没有结束，主要就是选择哪一种价值体系，无论是以中为体，还是以西为体，都是价值体系的论争。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走哪一条道路。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还要更深一层，要在哲学层面而不仅仅是文化层面，在哲学参与之后，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突出了。例如，贺麟提出共性为体，个性为用。他认为如果一种文化能引起共鸣，弘扬民族精神，那就要这种文化，这种文化可能是西方文化，也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化。我们不要狭义的西方文化，也不要狭义的中国文化，我们要的是文化自身。文化自身就是文化的共性，只有这一东西才有利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有利于人类今后的发展。冯友兰提出共相说，中国和西方是什么关系，文化方面的交流要共相。费老提出十六个字，主要研究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涉及中国今后走什么道路，运用什么价值体系。最重要的就是美美与共，第一个美是各美其美，第二个美是美人之美，但这两个美都是个性的美，真正两个个性之中的共性的美是最重要的，美美与共才能世界大同。这一问题主要讲的就是文化的共性，价值的共性。
我们很清楚，在价值观问题上，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普遍性的原则。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相当模糊，而且是绕着走，有的是一说普适价值时理屈词穷。所以我们讲中国道路问题，实际上就是把普适性变为地域性的东西，但这需要破解，就是对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进行破解，为中国道路和理念提供实质性的东西。在这里面出现了问题，即把价值和价值观混为一谈。例如，为什么我们不谈人权观，我们不能让个体的、特殊的价值观念代替价值本身，所以现在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时弘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批判不能仅仅限于政治性的批判，没有学理性的批判。我认为这一问题所以要放到重要地位来思考。（李景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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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6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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