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激活发展动力源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农村改革对于全局发展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我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稳全局就稳，这是由三农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再次申明了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意志和决心。当前，农业还是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民还是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如何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权利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发展？如何让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让农业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这些都是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也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

      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农村改革千头万绪，首要是抓住关键性、基础性、普遍性的任务。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揽子的改革，都是属于给农村打下制度性基础的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深水区’和‘硬骨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杜鹰如是说。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建德市杨村桥精品草莓科技示范基地经理吴东良认为，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是激活农村土地要素。要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促进农村土地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

      目前，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35%左右，“家家有地，不一定户户种田”成为新时尚。“三权分置”也赋予“经营权”诸多权能，特别是将金融支持与经营权挂钩，进一步盘活了沉睡的资产。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天能动力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建议，完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服务平台，通过资产评估、产权交易、信用和融资担保、资产管理、风险补偿等“一条龙”的专业化服务，搞活土地经营权，破解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

      “一方面，农民拥有土地财产，但面临资金、技术、市场的瓶颈；另一方面，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又面临用地难题。如何化解企业缺地和农民缺钱的发展难题？”全国政协委员、正大集团副董事长杨小平介绍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我们通过‘农户+合作社+企业’的模式，形成了农民是资产所有者、企业是资产运营者的农商共同体。农民旱涝保收获得固定分成的资产收益，企业是职业经理人，承担市场风险。”

      完善价格机制：改革不合理的农业供给结构

      在当前农村改革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是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密切相关的内容，价格信号不准，何来调结构？而且价格是改革的快变量，引导性强，要首当其冲。”杜鹰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认为：“目前我国粮食价格是三种制度并存，水稻、小麦是托底收购价，这里边包含了对农民的补贴成分；棉花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是部分程度的价补分离；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三种制度并存一定是过渡阶段，还需要继续探索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说，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上。如果农民满意而市场不接受，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就依然要调整。

      市场不接受、结构不合理、农民不增收，困局怎么破？既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把改革的阵痛降到最低，如何把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使得补贴可持续，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实行价补分离，桥归桥、路归路，按土地面积补贴，与品种脱钩，简单透明，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农民从各地的比较优势出发，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以前农民不是根据市场来决策，而是根据政府的价格政策来决策，而政府的价格政策没有规律可循，所以很茫然。要让农民通过市场分析来决定种什么，政府把补贴从价格里拿出来，换一种方式再给农民。”柯炳生建议。

      释放“双创”活力：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改革来自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来自于生产力的迸发。除却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变革，“双创”“城归”等新力量也为农村改革注入了新动能。

      “当年有‘海归’，现在有‘城归’，在城里创业的年轻人，挣到了一些钱，也攒到了一些人脉，他们回到农村，对农村实体经济振兴起到了作用。这看似是个经济问题，其实也解决了社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说，我国农村“三留守”人群数量各在4000万以上，现在儿子、女儿从城里回来了，许多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全国政协委员杨志明建议：“要像扶持‘海归’那样扶持‘城归’。可以将国家扶持小微企业、农副产品就地加工、革命老区旅游开发、精准扶贫等优惠政策进行集成，集中释放形成磁场效应；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用地作出统筹安排，可以依托现有各类园区，盘活闲置厂房等存量资源。”

      “农民工返乡创业多是小微企业，大商大资并不多，他们很难享受土地、金融、赋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创业还是很艰辛的。”全国政协委员尚勋武建议，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要在制度设计上提供更多便利，细化土地、金融等政策措施，比如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开发？厂房设施怎样贷款抵押？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而对于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创业，来自高校的委员们也发表了自己看法。

      5年前，安徽农业大学开设了青年农场主创新班，采取与企业、社会联合培养的模式，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报名参加，至今已有两届毕业生。

      “从毕业去向看，真正去农村一线创业的并不多。一方面要加大鼓励政策，吸引青年人才特别是农村出来的青年返乡创业；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上营造氛围，觉得农业是个体面的职业，值得去扎根创业。”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建议。

      “我们还是鼓励大学生先就业，再创业。成功的创业离不开创新，特别是农村创业要有新的元素。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资金、经验等各方面的积累，通过就业广泛积累经验，可为今后创业做一些准备。”柯炳生特别强调，大学生创业不可一概而论，要根据个人和家庭的情况，特别是寒门子弟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