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基层农科院走出的首席科学家

　　6月10日,任长忠在洮儿河燕麦良种繁育及示范推广基地察看燕麦。

　　经过几年的燕麦种植,盐碱地已经部分得到改善。记者尹平平摄

　　你知道在所有谷物中,营养价值最高最全面的是谁吗?

　　水稻、小麦或者玉米?

　　都不是,是燕麦!

　　在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十大健康食物”中,燕麦是唯一上榜的谷类。

　　用牛奶冲杯热腾腾的麦片当早餐,这或是电影里展现的“标准”欧美生活。可是你知道吗,世界上种植燕麦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不在欧美而是中国。

　　不过,虽然中国是裸燕麦的发源地,有据可查的种植史已有两千一百多年,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燕麦的科学研究史却只有区区几十年。

　　让人惊叹的是,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中国的裸燕麦科研成果却已跨进了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培育出了更优质的燕麦品种,而且突破性地发现了燕麦具备改良盐碱地、固定沙丘等生态修复功能。

　　同样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搞出这些世界级科研成果的我国领衔科学家,不是出自“国字号”的科研机构或者高等学府,而是来自一个偏远基层农科机构。

　　从2007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起了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分别由50位首席科学家领衔,他们绝大多数由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担纲,唯一的例外是任长忠,他来自一个不足200名员工的基层农业科研机构。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一个地级农业科研机构；任长忠,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

　　而实际上,白城市农科院令人瞩目的不只是燕麦研究,还有向日葵、食用豆等杂粮杂豆的研究,同样是国内领先。

　　白城,在这个久为风沙干旱盐碱所困,被“世界燕麦之父”、任长忠恩师布罗斯称为“very　very　poor”(特别特别穷)的吉林西北边远地区,任长忠和他的团队,是怎样坚持下来,而且搞得有声有色,搞出世界级科研成果的?

　　1　别人回国带礼物,他箱里塞满种子

　　搞燕麦研究,任长忠也是半路出家。真正激发他研究兴趣的,是1998年的某天,他看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篇名为《“燕麦博士”和他的“孩子们”》的报道。

　　报道中的“燕麦博士”,是有着“世界燕麦之父”称号的加拿大农业部终身教授沃农·布罗斯,而他的“孩子们”则是他培育出的29个燕麦品种。

　　燕麦分为皮燕麦和裸燕麦。皮燕麦籽实带壳、多作饲料；裸燕麦起源于中国,多用作食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布罗斯通过把中国裸燕麦与加拿大燕麦进行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燕麦,所以他把这些燕麦统称为“龙种燕麦”。在报道中,布罗斯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送“龙种燕麦”回中国。

　　任长忠被这个故事感动了。1998年,对于白城的任长忠来说,要联系远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布罗斯并非易事,他甚至还辗转委托加拿大演员“大山”帮忙,才拿到布罗斯的传真地址。

　　那时白城只有市政府门前一家公司才能发传真,每份传真都相当于任长忠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他骑车过去发了5份传真到加拿大,终于和布罗斯取得联系。

　　任长忠对燕麦的热情感染了布罗斯。2000年,他邀请任长忠到加拿大学习。这是任长忠第一次出国,并且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他几乎哪里也没去过。任长忠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巴掌大的放大镜下选种。犯困了,他就用冷水冲冲头,转脸继续盯着放大镜下的麦粒挑选。“因为我知道我选的不光是种子,还是中国燕麦的希望。”

　　这个英语都还说不利落的中国小伙子,把布罗斯给感动了。“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对燕麦有这样的研究热情。”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布罗斯说,在他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也曾和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科学家合作过,“但我发现,只有任长忠最靠谱,愿意分享,有担当,是一个醉心于攻坚克难的科研工作者。”

　　布罗斯因此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教给任长忠。待任长忠回国时,也任由他带走选出的种子资源。任长忠也不客气,当时航班允许带行李的限重是64公斤,他就把其他行李都撇下,往回国带的两个提包里塞满64公斤的种子,以至于最后包里连放一双拖鞋的空间都没有。

　　妻子和女儿欢天喜地地把他接到家。女儿迫不及待地翻爸爸那鼓囊囊的提包,发现里面除了种子什么也没有,“哇”一声就哭了,“爸爸你咋啥也没给我带啊?”妻子也埋怨他说:“你这毕竟是头一回出国……”

　　2　为“龙种燕麦”安家,视为自己的孩子

　　白城和渥太华同处于北纬45°,在引种上具有天然优势。但毕竟跨越半个地球,要让这个“混血儿”服了中国的水土,仍需用它们再与中国本土燕麦杂交。

　　然而燕麦杂交育种的成功率比较低,且每年开花仅有六月一个月。顶着初夏的烈日,任长忠天天拿个小镊子在田间进行亲本选配。白城农科院燕麦所的科研人员沙莉对收割的场景记忆犹新,“每到燕麦成熟时,长忠就带着我们下地去抢收,中午都来不及回来吃饭,就在地里啃面包灌汽水。”

　　收获时间短,但育种的过程长,需要经过杂交、选育、繁殖到第六、七代才能稳定,因此正常情况下,至少得十二、三年才能培养一个燕麦品种。为了加快育种周期,他决定北育南繁——每年6月下旬提前收获,7月初在当地进行夏繁。10月初收获后,又到云南进行南繁加代。第二年3月底收获,4月初返回白城春播。

　　就这样在北疆南国间候鸟一样的往返,任长忠带领团队实现了一年三季种植,相当于1年完成3年的科研任务。仅用17年,他们就培育出了17个燕麦新品种。任长忠也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孩子。走在燕麦的试验地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搂一搂正在抽穗的燕麦。可是他不“溺爱”孩子,不光让燕麦在沃土生长,他还要让燕麦在恶劣的土壤环境中接受“挫折教育”。

　　白城市土壤类型丰富,既有肥沃的黑钙土、草甸土,也有贫瘠的风沙土、盐碱地。经过5-10年在风沙、盐碱地上的种植试验,任长忠发现,原来燕麦不光自身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还能够固沙、对盐碱地进行生态修复。

　　一般情况下,即使是耐盐碱的作物,在土壤的ph值(即酸碱度)在8.5以上时,就很难生长了,而燕麦竟然可以在土壤ph值高达9.5时依旧可以生长。而且连续种植5-10年的燕麦以后,土壤的ph值就能下降到8.5以下,使原来白花花硬邦邦的盐碱地重获新生,可以种植高粱、食用豆等杂粮杂豆,实现生态修复的功能。

　　任长忠和他的燕麦团队研究发现,燕麦具有吸收盐碱地中多余矿物质的能力,并储藏在茎叶中,而收获的籽粒与在好地上种植的燕麦籽粒却没有差异。虽然也有其他个别植物能够起到改善盐碱地的作用,但是无法产粮,而燕麦能够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种植在盐碱地上的燕麦茎叶适合当饲料。白城养兔户王忠智说:“牛、羊和家里的鸡鸭都爱吃燕麦秆粉碎的饲料,因为燕麦杆吸收了盐碱地里的盐,有滋味儿。吃了燕麦饲料,兔子在冬季都能繁殖,这是过去没有的事儿。”

　　种燕麦能够修复盐碱地,这是连号称“世界燕麦之父”的布罗斯也没有涉足过的研究。他欣慰地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没想到任长忠不仅带“龙种燕麦”回到了故乡,而且“还通过燕麦的耐盐碱试验,拓展了我的研究领域。”其实除了修复盐碱地,任长忠还带领他的燕麦团队培育出了“两季双熟”的新品种燕麦,使燕麦总产量提高了50%。

　　“两季双熟”在布罗斯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燕麦是长日照作物,而白城只有夏季日照时间长。可后来他们发现,一些“龙种燕麦”在白城安家后,可以不受日照长短影响,两季双熟,任长忠管它叫做“含有光照不敏感基因的燕麦”。

　　全球北纬45°地区都没能实现燕麦的两季种植,但是凭借“光照不敏感基因”的发现,任长忠和他的燕麦团队填补了这个空白,令世界瞩目。

　　3　不留加拿大,不去大城市

　　看到任长忠的研究成果斐然,农业部逐渐委其以重任。从2007年开始,我国逐步建立起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分别由50位首席科学家领衔,任长忠是其中唯一来自地级农业科研机构的首席科学家。

　　2005年初,任长忠受邀到加拿大做一年访问学者,任长忠带妻子女儿来到加拿大。

　　那年他的女儿任帅11岁,读小学五年级,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学校,老师把她当成“数学天才”,同学们也因为很少见到中国人,追着跟她玩。任帅享受到了在国内从没有过的放松和优越。

　　每逢节假日,任长忠带着妻女,一家三口围着家附近风景优美的湖散步或骑车。偶尔也能腾出时间一起去临近的美国逛逛,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女儿尤其适应这里的异域风情。虽然在东北吃惯了米饭馒头,但来加没多久,小姑娘很快就爱上了西餐:加拿大的薯条、墨西哥的饮料、美国的炸鸡腿,她如数家珍一般。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眼瞅着归期将近,任长忠在加拿大的华人朋友们开始撺掇他:“留下吧,这儿多好。生活安逸,布罗斯也有心留你。还回什么白城,那可是吉林最穷的地方,你回去干吗?”紧接着就教他怎么办延期、怎么改签证……

　　女儿跟他说了不止一次:“爸爸咱们别回去了,这个国家多好啊。”任长忠也心动,尤其是看到女儿这么适应这里的生活,天底下有哪个父母不为孩子考虑?可是经过几夜的辗转反侧,任长忠决定还是要走。

　　“我要是不回来,就是愧对国家了。如果没有国家培养,我是个啥?不也得跟农村刨地吗?”任长忠反复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念叨,如果不是在吉林农业大学读书期间,国家每个月给发20块助学金,他绝没有今天。“我应该知恩图报。就算我能在国外留下,为什么能留下?人家外国人看中的是我那个首席的身份,但这身份是谁给的?不也是国家给的吗?我怎么能拿这个当跳板……”

　　也不光是为了感恩,他还有自己的使命,要带领中国的农业科研人员发展起属于我们自己的燕麦产业。任长忠说虽然自己对恩师布罗斯有着难以尽述的感激,但每次他们一起谈论起中国、聊到白城,布罗斯总用“very　very　poor”(特别特别穷)来形容,任长忠就打心眼里不愿意,“你不能那么说,那是我的家!”

　　回国那天,过了安检,即将彻底离开加拿大了,任长忠的女儿放声大哭,任长忠无言以对,心酸得紧。回到国内,下飞机后,女儿捏着鼻子嫌机场里空气不好,抱怨说:“这是什么味儿啊?难闻!”任长忠狠着心训女儿:“什么味儿?祖宗味儿!闻也得闻,不闻也得闻!回国了就踏实过!”

　　国内也有很多机会等着任长忠。无论在北京还是长春等大城市,都有高校或科研机构想要聘他,条件都远比白城好。

　　“我不能去,我离不开我的地。”任长忠说,在白城市农科院,下楼就能看到自己的试验地,最远的试验田开个把小时车也到了,“要是去大城市了,我要看看我的燕麦,还得坐飞机回来。我不干。”

　　亲戚朋友们都劝他:“那你怎么不想想以后呢?过不了几年你就退休了,到了北京、长春,看个病都容易。”“那你这么说,白城人就不活了吗?”任长忠顶回去,“在国外也是吃个饱,在北京、长春也是吃个饱,我在白城也是吃个饱。区别只是,你在国外吃龙虾鲍鱼,我在白城吃大饼子、土豆茄子酱,我一样感觉很舒服。”

　　4　让“老人”留住,把新人招来

　　任长忠也曾向组织提过要求。2010年,任长忠当选为俄罗斯农科院外籍院士。为了奖励任长忠,白城市委、市政府不仅奖励给任长忠20万元,市委书记还亲自问任长忠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帮忙解决。任长忠毫不客气地说:“还真有。”

　　原来,任长忠在白城的燕麦团队自2008年就来了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叫王春龙。几年来他踏踏实实地帮任长忠做实验、育种,可是一直都没有编制,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在这里实习。任长忠替他着急,借这个机会专门为王春龙跟市委书记申请了个编制。7年过去了,当年的“临时工”王春龙,现已成为白城市农科院燕麦所的副所长。

　　“这可是我们院招来的第一个研究生啊!”自2008年当了白城市农科院的院长之后,任长忠关心的不再只是自己的燕麦研究,还有全院的发展,尤其是引进人才。他很明确:人才就像种子资源一样宝贵。

　　白城市农科院确曾经历过人才流失。上世纪末,科研经费拮据,单位连工资都开不出来。有的学科带头人调到省里或者国家一级的科研单位去了,还有的干脆改行了。“走一个人就丢一个学科啊!”任长忠捂着胸口痛心地说,“人才没了,就全黄了,科研能力能不下降吗?”

　　“工资都发不出来,孩子又小,我可不想走咋地?都已经联系好了,调到农业局去坐机关。”白城市农科院燕麦所的研究员沙莉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可后来觉得毕竟自己搞这个专业老些年了,放弃舍不得。”沙莉说那时任长忠自掏腰包好几万搞科研,单位都揭不开锅了,他还是照样该下地下地,“领导都那样了,咱哪能走啊。”

　　舍不得走的不止她一个。向日葵所的张义、食用豆所的尹凤祥,还有一批舍不得离开家乡、离开土地的科研人员都坚守在白城市农科院,惨淡经营着他们的科研事业。现在,白城农科院的向日葵研究,在抗列当以及预防黄萎病方面取得的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食用豆所培育出的绿豆占全国生产面积的16%,我国出口绿豆的40%来自白城。

　　2007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逐步建立,不再让全国农业科研人员就某一科研项目竞争,而是鼓励合作,让全国研究同一作物的科研人员们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无论你是哪一个级别的农业科研机构,只要在相关研究上有成绩,就可以纳入这个体系,得到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

　　任长忠因此当上了燕麦体系的首席科学家,后来发展成为燕麦荞麦体系的首席科学家。张义和尹凤祥也分别成为向日葵、食用豆体系的岗位科学家。白城市农科院的高粱所还被列为高粱体系的综合试验站。任长忠借助这个平台为各研究所争取课题,再加上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白城市农科院不仅人心稳了,大家心气儿也足了。

　　向日葵所的牛庆杰今年已经53岁了,自称“还处于科研的黄金时期呢!”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她刚从温室移栽幼苗回来,手指甲里的都是黑泥。她告诉记者:“现在每天都可充实了。除了做科研,我还是吉林省12316农民咨询热线专家,农民给我打电话咨询,让我特有成就感。”虽然也有很多企业出高薪聘她,家里老伴还是癌症患者,但是牛庆杰说:“除非退休,否则真舍不得走。”

　　新人也陆续进来了。王春龙之后,白城市农科院又招来好几个研究生,比如从韩国留学归来的李洪奎。李洪奎说他虽然毕业后也拿到了世界第一大种子公司美国孟山都的offer,但还是想回家乡做点什么。

　　还有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张曼。虽然家在河北石家庄,也曾有在北京的工作机会,但还是来到了这个偏远又贫穷的白城。她说自己来这里主要是觉得事业上有发展前景。因为她是学生物技术的,白城市农科院专门设了一个生物技术实验室,让她牵头开始分子层面的研究。

　　90后郝曦煜是白城市农科院最年轻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农科院读在职研究生。为学业他不时要到北京来上课,难免影响工作,但是白城市农科院的领导不仅支持,还帮他解决全部学费。他也丝毫不敢耽搁,学校中午刚结束期末考试,他晚上就坐火车回白城,不多逗留一天。这个大男孩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真没空在北京玩,得赶回去选种。”

　　包括王春龙在内,这些年轻人的月薪至今都不足3000元,却干得踏实。“别人怎么看是他们的事,反正我觉得挺好,有奔头儿。”张曼对自己的选择轻描淡写。王春龙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自己当年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也有到省一级科研机构工作的,或者进企业的,收入虽然高,但有的人至今手里都没有课题,不仅不像他已经当上副所长了,而且连学以致用都做不到。(记者 尹平平 赵梦卓 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