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新常态”看上海经济再定位

　　从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要求来看，上海经济增长尽管不需要单纯的数量型GDP增长，但必须保持一个具有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增长的GDP水平，这既符合一般高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上海继续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任务和要求。这不同于以往的GDP增长要求，而是一种新增长和高标准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
　　
　　上海未来增长动力不是单一选项，也不是依次通过“投资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的线性选择顺序，而应当实施“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双融合战略”，即通过对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升级转型、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上海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以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等现实要求，发挥财富驱动的效应，加快金融、贸易等高端服务业发展
　　
　　思考当下的上海经济发展，必须从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双重背景出发，判断上海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目标、新战略和新思路。
　　
　　 国际环境：结构性调整和再平衡
　　
　　2015年，世界经济从增长格局和特点来看，全球恢复性增长呈现分化：除美国短时期复苏增长较快以外，欧洲复苏依旧缓慢，日本经济因为财政困境出现新的不景气，新兴经济体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各国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美国已经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日益形成加息的市场预期，日本、欧洲经济体则会实施新一轮宽松政策。从全球结构调整来看，美国、欧洲国家继续实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以及着力启动科技创新和新能源革命，部分新兴经济体现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化解和调整。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全球性大规模同步快速的复苏和增长。目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分化复苏甚至面临陷入全球性通货紧缩现象和特点，其背后则反映了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实现再平衡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世界经济极有可能面临一个周期性的发展新常态。
　　
　　所谓世界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过去一个世界经济长周期发展中的旧常态而言的。旧常态下的世界经济，主要指过去一轮增长的长周期内世界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主要是依靠全球化资源配置、科技革命和创新、新兴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发展推动的世界经济大繁荣大发展的特征。世界经济新常态，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增长衰退，全球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和再平衡的过程，经济增长面临去杠杆化、再平衡以及新的动力转换，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重新修复、消除经济收入不平等、注重增长质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等新常态下的一系列新选择。世界经济目前尚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深层次结构性调整和修复，才能真正走向新常态，世界经济也才有迎来一个可持续、稳定且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新周期。
　　
　　从未来发展看，世界经济新常态包含这样几方面的深刻内涵：一是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深刻调整和重构，特别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传统分工体系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生产型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等）逐渐转向扩大内需并培育内生性增长动力；传统的消费型经济体（如欧美等）逐渐实行再工业化并扩大实体经济份额；传统的能源型经济体也会随着页岩气技术等新技术和新能源革命而发生结构性调整。二是世界经济地理板块和结构会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发生新的变化，原来主要由欧美日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发生新的转换，后危机时期新科技革命和新能源革命将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全球范围内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将会逐步形成。四是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和重构，特别是随着TTP、TTIP以及TISA、RECP等谈判和建设不断加快，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基本完成。五是中美经济新常态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济新常态和再平衡正在调整和形成过程中，表现为美国在强调消费拉动的同时，也在扩大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开始积极扩大内需。如果中美之间通过各自努力达到战略平衡，达到一个更高层次再平衡，形成中美经济新常态，这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国内环境：增速放缓但仍处赶超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要义，指中国经济进入中高增长期、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期、经济增长动力进入创新驱动期等。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从需求变化、投资变化等九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若干特征，这为理解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判断当下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既离不开经济增长理论和一般规律，也离不开中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特点和长期趋势。一是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要遵循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和规律，特别是由于遵循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增长机制和作用，经济增长都会出现增长速度的收敛，达到所谓增长的“2%的均值”状态。但是，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总体经济发展阶段仍旧处在赶超发达经济和高收入国家和经济体的阶段，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远未进入所谓收敛阶段，也远未达到所谓的“增长均值”阶段，从这一点说，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经济赶超式增长阶段。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GDP增长应当有很大的空间。二是从目前增速趋缓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实质是赶超型增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非经济进入减速轨道。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长期赶超型的经济增长体，其自身的赶超也离不开经济周期和增长波动的一般规律和作用，但赶超型经济增长也不是线性的“永久高速度赶超”，它应当有赶超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是随着赶超型增长的投入要素、结构以及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其自身会出现从高速度赶超走向中高速的赶超。这个阶段最大的特征，是尽管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本质上仍然处在向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赶超的增长阶段，支持这种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动力，是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
　　
　　 上海经济：寻求“双融合驱动”
　　
　　面对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当下以及未来时期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环境、新背景、新趋势和新要求，均已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上海未来经济发展应包含几方面内容：
　　
　　一是“新目标”。从世界经济新常态来说，上海经济必须率先适应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新变化，力争成为国内最公开最透明和最符合国际营商环境和标准的全球城市，积极发挥上海在适应国际经济新规则方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的示范作用和开放创新的引领作用；上海经济要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中谋划自身的发展定位，力争成为全球经济高端产业链、高端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新源泉之一，进而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从中国经济新常态来说，上海当下必须加快全面建成“四个中心”和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加快产业升级转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此率先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率先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战略，率先为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和新模式。
　　
　　二是“新任务”。与全国经济发展总体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相比较，2014年上海人均GDP已经突破1.4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从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要求来看，上海经济增长尽管不需要单纯的数量型GDP增长，但必须保持一个具有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增长的GDP水平，这既符合一般高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上海继续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高速赶超型增长的任务和要求。这不同于以往的GDP增长要求，而是一种新增长和高标准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
　　
　　三是“新挑战”。第一个新风险，就是目前各类要素成本、商务成本持续上升，削减原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样的风险对目前上海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挑战，而且，由于成本高企也不利于科技创新模式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上海具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也并不缺乏创新技术和思想源泉，但是转型过程中生产成本和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技创新缺乏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二个新风险，是上海发展服务经济和建设全球城市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分配极化效应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是因为服务经济自身的高、中、低端结构性特点，本身就会内生出更多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这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第三个新风险，是目前大量存在的较大规模的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与产业升级转型之间的不匹配，对产业发展和升级转型带来新瓶颈和制约。
　　
　　四是“新动力”。面对上海经济的“新新常态”及其内在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挑战，上海经济发展亟待增长动力转换。从上海目前面临的“两个新常态”，以及上海推动四个中心建设，迈向科技创新中心等任务和要求出发，上海未来增长动力不是单一选项，像波特理论提出的那样，即依次通过“投资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的线性选择顺序，而应当：充分考虑到应对要素成本上升与目前大量中低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现实状况，既要积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应对要素成本上升，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防止过早出现“去制造业化”，以应对中低端劳动力就业需求；实施“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双融合战略”，即通过对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升级转型，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上海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以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等现实要求，发挥财富驱动的效应，加快金融、贸易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上海发展应当是科技创新驱动金融创新驱动的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和金融两个轮子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双融合驱动，这样才能顺利完成上海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权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