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新文化运动

　　弹指一挥间，如狂飙巨澜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距今已过百年。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探讨。在笔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第一，应当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因而研究历史事件必须坚持整体的、本质的、连续的眼光。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然而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后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孙中山先生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对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使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思想文化领域，主张彻底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完成陈独秀所言“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认为，“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潮，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所向披靡之势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入批判，动摇了封建主义堡垒，唤醒了无数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头脑，为人们接受新思想、新理论做了重要奠基。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之后曾回忆说：“……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以至于“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五四运动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走向历史深处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共同构成一个既有相互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壮阔历史行程，因而我们不能将新文化运动从完整的历史链条中割裂出来，孤立地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探寻与其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现状极其黑暗和腐朽，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面对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仅有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显然是不够的。然而，前途何在，出路何在？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依归。按照陈独秀的理解，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历史往往是这样残酷，中国拼命效仿西方，“学生”拼命学习“老师”，而“老师”却拼命欺负“学生”，完全不让学生“活下去”。以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为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要“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陈独秀就此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写道：“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而不讲强权吗？”可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再次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祭品。以至于陈独秀激愤地写道：“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为什么当时的先进分子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完全是由于当时别无出路，只有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由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由批判封建礼教、试图学习西方发展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脉络，也是历史的结论。
　　
　　 第三，应当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价值与今天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君不见，有的学校公然要求学生给孔子像“跪拜”，不然就要全校点名批评；有的地方要求学生“读经”，“每天反复诵书，无须理解”；还有“女学堂”开讲，“女学热”兴起，教育女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并将这16个字作为所谓“女德”的“四项基本原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外衣下，一系列封建礼教的陋习重新流行起来。新文化运动的先贤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在地下翻一个身？
　　
　　面对封建礼教的陋习泛起，确有必要重温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以跪拜为例。在鲁迅先生的《故乡》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我”与闰土重逢之后，“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然后闰土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说“水生，给老爷磕头”。在《阿Q正传》中则写道，阿Q被押到衙门的大堂上，见到那些“有些来历”的人，“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先生还讽刺说：“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这些“跪拜”不正是封建礼教的烙印，不正是愚昧的国民性的标志吗？认清这种问题还需要多少智慧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封建礼教的糟粕不应该还捧在手里，反以为宝。从这一意义上说，重拾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价值，不啻为一剂清心解毒剂。
　　
　　 第四，应当将新文化运动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研究历史问题，不能囿于一隅，而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对新文化运动的探讨，既要寻根探源，更要顺流直下，沿着近现代中国跌宕起伏的百年行程，探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奥秘。
　　
　　历史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但深究起来，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无数历史细节的背后隐藏着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文化道路的探索，是随着经济、政治领域而展开的，又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以反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血与火的斗争中，我们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回首百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919年1月1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本刊物《国民》创刊号出版，封面是徐悲鸿先生画的一幅画：一个青年，正凝视着未来，眼中饱含无限希望。这希望的目光正穿越百年岁月，落在今日的我们身上。（王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