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大科研基金语言学课题立项情况调查(2005-2014)
文章主要对2005年至2014年十年间中国五大科研基金1中语言学课题立项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视计算机的语言文字处理能力,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视语言学习问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以及国家语委科研规划课题更多侧重语言本体等相关问题。
文章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课题概貌;第二部分,课题分布;第三部分,社会应用类课题热点问题分析;第四部分,课题立项特点;第五部分,启示。
首先文章对五大科研基金十年来的课题立项数量进行了统计,指出国家社科所设的语言学课题最多,占46%,其次是教育部,占30.78%,教育科学占比最少,并多集中在语言学习、语言教育、语言能力、语言测试等方面。
在课题分布方面,文章分别从语种分布、现代和历代分布以及语言本体与语言应用分布三个角度进行了调查。
在语言种类上,汉语问题类课题比例最高的是国家自科,其次为教育科学和国家语委;外语问题类课题最多的是教育部,其次是国家社科;民语类最多的是国家语委,其次是国家自科。
现代和历代方面,五大科研基金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较为注重现代、现实的语言问题,历代语言问题课题数量最多的是国家社科,这也突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视基础理论、语言史、学科史研究的特点。
语言本体及语言应用方面,国家社科与教育部所立语言本体类课题较多,最少的为教育科学。此外,语言本体研究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语法”、“词汇语义训诂”、“语音音韵”、“方言”、“语用”、“文字”、“语言描写、接触、变异与融合”、“语言演变”以及“其他语言理论及学科史”,而单纯的语言描写类研究已经不再是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比如民语与方言的研究。
语言应用课题从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科学、国家语委、国家自科,大体上分为“计算机应用”与“社会应用”两类,计算机应用类课题主要包括处理语言问题的技术、手段、标准、规范、语料库、资源库等以及用计算语言学方法手段研究各种语言问题的,这类课题在国家自科中所占比例最高。社会应用类课题是过去十年我国语言学界关注较多、覆盖面较广的部分,大致可分为“语言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教育”、“辞书”、“翻译”五个方面。语言教育占比最大,按语种来分有汉语教育、外语教育与民语教育三种,其中外语教育最多,大部分是英语教育类的,汉语教育中数量最多的是汉语国际教育类,民语基本上都是双语教育类的;翻译类位居其次,主要包括理论类、世界优秀经典作品汉译以及中华优秀名作外译三部分,理论类主要涉及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人才培养等;语言生活类除一直得到关注的“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方言区的语言使用状况”等,还有一些对现实性强、新出现或矛盾突出的领域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比如语言实态调查、农民工子女、生态移民、大型工程移民、城镇化中人口迁移等带来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有针对汉语的,也有针对民语的,有对现状问题的研究,也有对历史的总结,此外,国外语言规范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焦点,从2010年起,立项数量明显增多,体现出我国的语言规划政策研究者借他山之石的意识开始增强;辞书类内容所涉范围从多到少依次为“辞书理论与汉语词典”、“双语词典”、“其他语言词典”、“汉语学习性词典”。
综合上述调查与分析,文章指出近十年五大科研基金课题立项的特点有:第一,高度关注现实语言生活问题,这已经成为我国科研基金立项的普遍特点;第二,重视实证研究,重视大资源大平台的建构,力图使研究工作在全面、宽广、扎实的资源平台上完成;第三,五大科研基金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以及前沿性上都各有重点,特色鲜明。而通过对五大科研基金立项情况的调查,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有:第一,语言研究者要有社会责任感,有“问题”意识,对社会发展当下面临的新困难、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将社会需求与个人兴趣相结合。第二,在实证研究、利用大资源、建构大平台上下更大气力这一方面,虽有成绩但数量不多,大多数还是定性式、人工式的,应当予以创新改进;第三,加强《指南》的前瞻性和立项审批的科学性,管理单位应把当下与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中最有价值、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课题纳入指南,尽早引导研究者予以关注。(王婷婷/摘编)
注释:
1.五大科研基金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简称“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国家自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简称“教育科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简称“教育部”)、“国家语委科研规划课题”(简称“国家语委”)。
原文作者:
苏新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辞书语言、教材语言、台湾语言文字问题。
陈文革,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词典学、话语分析以及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原文标题:
《五大科研基金语言学课题十年》
原文出处:
《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
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