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新形势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发扬这一优良学风，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看来，至少在如下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条件，可以为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性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这是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水平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在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在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符合马尔萨斯定律。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继而人均收入增加，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但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减少，生存挑战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并再次导致人口减少，如此循环不已。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人类可以迂回生产。有了迂回生产，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财富就能不断积累。所有这一切，都带来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他们的结论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研究而且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论题。按照国际标准，我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走的显然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步步走下来的。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集体组织的转型等构成我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总结我国工业化的实践经验，抽象出其中的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当可对经济学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人口负担成为人口红利
　　
　　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作用最大，而目前人口红利已释放完毕。关于人口，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人口红利，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从国内到国外，从政策到理论，人口几乎众口一词被当作中国发展的沉重负担。因为人口过多，而且人口结构高度年轻化，中国自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所以需要控制人口。对此，当时有不同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口”，粮少人多，所以要计划生育，减少人口；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是“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当时的条件下，前一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人口成为我们收获人口红利的基础。如今，人口红利将逝，我们需要努力延长人口红利，还须创造其他红利。
　　
　　这又是一篇大文章：阐释清楚导致人口从负担向红利转变的体制机制以及技术变化过程，发掘其中的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样，中国将为世界特别是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作出重大理论贡献。
　　
　　 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理想的情况是：政府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人”。与此对应，西方经济学从“单个的人”出发，基于所谓“理性人假设”，伴之以“看不见的手”，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庞大体系得以建构发展起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理想的目标不是小政府而是好政府。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不是从个人而是从集体出发的，讲求的是在集体发展起来之后个人享受其应得的一份。在中国自隋以来便实行的科举制度下，参加殿试者回答皇帝的“策论”考题，需要“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其中以经济为主。中国的经济学强调的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这与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
　　
　　任何不怀恶意的人都承认，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但是，囿于西方经济学，多数人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认为，这只是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一旦越过这一阶段，我们还须向“小政府”“守夜政府”退却。更有一些居心叵测者套用西方经济学概念，称中国的成功是因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理论，从而也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就连那位曾妄言“历史终结”的福山先生最近也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中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而且三者缺一不可。”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勾画出的经济社会体系是由无数个人通过契约连接起来的。然而，他在晚年接触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献资料后，便敏锐地意识到，在远东存在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那里，一切从社会总体出发，并以总体与个体的和谐为归宿。因此，应当有一个远东特色的经济学，并且马克思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下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只是天不假年，这项研究未能完成。今天，我国的经济学家理应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全面总结中国5000年治国理政经验，认真分析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从功能和体制机制角度加以研究，构建一个从全局而不是个人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而不是“守夜人”），再进一步构建一个政府、企业、居民各安其责、和谐共处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抽象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这样，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梦想就是可以实现的。
　　
　　 破解发展的“双缺口”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是西方经济学专门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大分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发展领域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双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缺口：一是国内存在储蓄缺口，二是对外存在外汇缺口。破解“双缺口”，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双缺口”的状况基本未得到改善，这才造成它们在危机后的头几年发展十分迅速，然而，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大量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回流时，人们沮丧地看到“双缺口”依然如故。在这个背景下，我国自1994年开始便从根本上冲破了“双缺口”。因此，只有我国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国内政策的外溢影响，基本可以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保持稳定增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总结这个奇迹中的关键环节、体制机制安排，并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畴，进而用某种逻辑将它们构造成体系，便能形成一个漂亮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城镇化问题
　　
　　今天，我国的城镇化沿着老路已经走不下去。实践让我们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也犯了照搬西方的错误呢？进一步分析，是否城市的功能及概念在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从而关于城镇化的理论，中西方也是两个套路呢？我倾向于认为是这样。众所周知，欧洲城市化兴起之前存在的是“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因而那里的政治格局是“乡村统治城市”（《共产党宣言》语）。在中国，城乡关系从来就是与之相反的。因此，基于欧美的实践谈城镇化同基于中国的实践谈城镇化，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当我们希望从西方国家借鉴城镇化经验时才发现，在那里，城市化从来就没有被当作特别重要的问题看待，像样的理论著作也十分鲜见。
　　
　　因此，我国城镇化的含义、目标、起点、过程、影响以及城乡互动机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等都应重新考量。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特别重视从我国的实践中提炼理论。事实上，在我国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用传统西方标准来衡量的城镇化已陷入停顿。一方面，那里的农民不愿意用自己的土地权利去交换城市的市民身份（所谓“市民化”）；另一方面，这些省份的乡村和小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吸引着城里人向乡村流动。经济学者要做的是，总结这些地方的经验，提炼概念、找出规律、形成理论。
　　
　　 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正不可阻挡地改变着我们的一切。这种改变“大象无形”，以至于我们离开它已寸步难行。目前，全世界有大量经济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问题，虽然革命性的成果尚未推出，但大家一致同意，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全部经济学都应当重写。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也是革命性的。基于互联网，我们的经济社会可能产生“去央行化”的私人货币，从而走出货币被消灭的现实道路。
　　
　　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互联网的发展上走在前列。因此，我国的经济学者如果能认真总结发展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的经验，提炼、概括出若干概念、范畴、规律、范式和体系，就能产生世界领先的经济学成果。（李扬，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