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讲的就是一个“拼”字

    临近年末，全国各地好酒之人在网上接力开展了一场拼酒大赛。继江苏徐州、河北河间相继出现了“一斤哥”、“二斤哥”、“三斤哥”、“四斤哥”、“五斤哥”之后，记者发现12月26日，河南南阳与江苏丰县同时涌现“六斤哥”。医生已对这股风气发出疾呼：珍爱生命，赶快暂停这种接力拼酒炫酷风。

    美国作家何伟在他的作品《江城》里就总结过：“四川人喝酒可不是为了放松休息。它经常乃是竞赛性质的，通常会用到白酒，一种强烈的，口感恶心的谷物酿的酒。男人们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这种饮宴很有发展为恃强凌弱的倾向，参与者们相互刺激，直到某个人喝出病来。”看了这段视频，我们就知道完全可以把文章里的四川人换成中国人。中国人与其说是能喝，不如说是敢喝。换句话说，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日常饮酒的习惯的，中国人的酒主要是在各种社交场合里用拼杀的方式干掉的。世界卫生组织2010年的报告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费酒精约6.7升，跟俄罗斯15.1升、捷克13升、法国12.2升这些恐怖数字相比差远了。其实跟韩国也没法比，韩国人均消费酒精12.3升，看来韩剧里的各种酒局并非浪得虚名，人家是真爱喝。

    我国当然也有爱喝酒的人，但数量绝对比我们以为的少多了。酒文化在我国，与其说是一种饮食文化，倒不如说是一种社交文化。恰恰是因为不能喝，所以在东方文明里，能喝成为了一种性格豪迈的表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曹操，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都为我们津津乐道。虚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连干十八碗的武松和喝酒如喝水的萧峰，那都是大英雄。这样的文化传承下来，酒量和性格就挂了钩，敢喝，敢往死里喝被认为是性格豪爽可交、够朋友讲义气的表现。

    而这种酒品看人品的解读方式，在中国这个讲关系靠人情的社会里，就进一步加剧了拼酒文化的蓬勃。相比之下，欧美人虽然能喝，但在讲求规则和契约的文化里，他们不需要靠喝酒来表决心、拉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发展出拼酒文化。虽然他们也是酒鬼满大街，但基本上是自愿的，而我们这边，却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喝之。

    中国的拼酒文化，除了传统以外，还和现实环境有很大关系。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更能喝，结论是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我们笨想也知道，这个结论肯定和生理没关系，它和环境有关。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北方人比南方人更敢喝。那么是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这种特点呢？文章给出的理由是，酒桌文化的强弱跟体制化程度正相关，越是体制化高的地方，拼酒文化就越旺盛。道理很简单，体制化程度高，等级就森严，上级对下级的影响就大，上有所好，自然下必甚焉。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相比于南方，北方大型工厂更多，农业集体化的程度更高，酒桌文化自然也就更兴盛。而改革开放之后，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对体制的依附性就更低了，所以和北方的酒文化差异就更大了。这就造成了如今北方人比南方人能喝的现象。如果从职业来划分能喝群体，官员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体制化程度比其他行业都高，当然，最强的一定是体制化程度最高的军队了。

    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拼酒文化。当然，它的坏处显而易见，对身体不好就不必说了，各种酒后闹事酒后驾驶自然也极其危险，而各种酒桌上的人情往来也是腐败巨大的温床。但要说把拼酒文化说割舍就割舍了，那也太难。美国人就干过出台禁酒令这种蠢事，最后自食恶果。文化这种东西，最终只能被新的文化所取代，这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的年轻一代似乎渐渐地不再接受拼酒这一酒桌文化，而是和西方接轨，更多地去享受喝酒的过程，这也是如今洋酒走红的主要原因。而体制中的酒文化，自然要规章制度来规范，其实规范的不是酒文化，而是其衍生出来的公款吃喝、腐败等问题。当拼酒文化不再能充当拉关系讲人情的工具，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了。

    虽然喝酒好不好这种事见仁见智，但酒文化应该回归到饮食文化的范畴，爱喝就喝，不爱喝就不喝。

    本报评论员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