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人类学要“走出去”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更多学术研究在继承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对各自学科进行创新，加大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经济人类学就是这样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它在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中崛起，在与经济学的交叉融合中实现发展。
　　
　　 探寻经济背后复杂的社会系统
　　
　　“经济人类学的产生，就是看到了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看到了经济所具有的物质及数量属性并非经济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云南大学教授陈庆德说，经济人类学就是要跨越传统经济学藩篱，去探寻潜藏在经济制度背后的复杂的社会系统。
　　
　　经济人类学重视文化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注重对非经济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汕头大学商学院教授田广对记者表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不仅描述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还进一步研究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并通过创新理论来描述社会制度的脉络以及影响经济运作的动力等。
　　
　　“经济人类学对历史文化、民族性及其与人类实践发展关系的关注，实际上是把其对‘另一个’和‘另一处’的探寻和研究，最终归结到了对人类整体的全面理解上。”陈庆德表示，经济人类学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将视野拓展到不同领域，不仅把研究范围从原始社会，扩大到整个人类在各个不同时期普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在一个广阔而深远的视野中观察问题，经济人类学因此成为一个从总体结构上考察经济活动的科学。
　　
　 　跨学科融合展现生命力
　　
　　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在《经济人类学》中表示，在各门学科的分割日益消亡的今天，经济人类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哲学、宗教学、语言学（尤其是结构语言学）、结构人类学、比较神话学、杜尔凯姆和毛斯的社会学、分析心理学，以及经济学与人类学内部，把潜藏在表层经济制度背后的与深层本质有关的复杂信息整理出来，加以筛选和利用，然后再返诸上述各学科。在可望的将来，比较行为学也将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
　　
　　“经济人类学学派的发展，实际上展示出这一学科不断寻求新的理论工具、不断扩展其研究视域的过程。”陈庆德认为，当代经济人类学学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应去捍卫哪一个学派的理论框架或规范的问题，而是选取什么方面来作为自己的学术聚焦，并展开跨学科分析的问题。
　　
　　“经济人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学习和接受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实现对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融合。”田广向记者介绍说，经济人类学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从单一的对传统问题的研究，转为既对传统社会也对当代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既对微观经济实体也对中观、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既对影响经济的文化因素，也对影响经济的技术因素进行研究。方法上，既恪守人类学的传统，也开始逐步接受和应用数学统计方法，从而拓宽了经济人类学的学术路径。
　　
　　 扎根本土 走出国门
　　
　　20世纪80年代，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后，一批批学者不断推进其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
　　
　　“经济人类学的中国化显然不应过分保守地从‘头’开起，而应立足于我国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施琳表示，我国学者已从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观和实践观的民族经济学，完全能够作为经济人类学中国化的“高起点”。
　　
　　有学者表示，通过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融合，完成这两个“学科”的传统思想与现代理论的接合，从而实现学科理论的跨越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人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何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人类学的本土化？田广认为，理想的模式就是借鉴西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国情实际出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符合经济人类学传统典范的调查研究，并提出具体可供操作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然后再根据实际田野工作资料和收获，从理论上升华并对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进行反思，从而创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理论模式。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人类学除了扎根本土，还要具备世界眼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民族企业实现了跨国经营，学术研究也要具有国际视野。”施琳表示，中国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仅要深入国内的田野，还要“走出去”。（记者 明海英）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