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才是我的家乡”——日本战争遗孤出版回忆录讲述中日民间友好佳话

　　人民网驻日本记者 田 泓

　　原标题：“中国才是我的家乡”——日本战争遗孤出版回忆录讲述中日民间友好佳话

　　中岛保存着养母当年为他缝制的学生装。　本报记者 田 泓摄

　　中岛幼八、来福、陈庆和、李成林、赵成林，5个名字串起一段不寻常的人生，也见证了一位日本战争遗孤与中国养父母之间的亲情。最近，73岁的日本战争遗孤中岛幼八自费出版回忆录《何有此生》，讲述了这段中日民间友好的佳话。他说，出书既是为了回报中国的养育之恩，也是为了让日本人重温历史，了解中国人的善良。 中岛生于日本东京，1岁时与父母和姐姐作为开拓团成员赴中国黑龙江省宁安县沙兰镇王家屯。他的父亲1945年应征入伍后失去音信。日本战败后，中岛一家沦为难民。由于食物匮乏，中岛的生母在一个冬夜，把饿得奄奄一息的他托付给了中国小贩老王。

　　老王用担子挑着熟睡的中岛挨家挨户寻找好心人。“这个小生命多可怜，我来拉扯。”一位名叫孙振琴的中国农妇二话没说收留了他，尽管她知道这孩子是日本侵略者的后代。之后的13年里，孙振琴和3个养父如接力赛一般，将中岛养大。

　　养母为中岛取小名来福。中岛消化不良，孙振琴冒着风险从住在附近的朝鲜人那里换来白米，将食物嚼碎喂他，帮他按摩腹部，日夜悉心照料。

　　生母在被遣返前，想把中岛带回日本，与养母争执起来。村长把中岛放在中间，两位母亲各自站开20米，让他自己决定去留。中岛摇摇晃晃走向了养母。这些片断，是中岛后来从养母在邻里炕头的闲聊之中知晓的。中岛的第一个养父叫陈玉贵，一位朴实的东北农民。中岛至今记得父亲下工回家，帽子上还挂着冰碴子，他喊着爸爸飞奔向养父的怀抱。喜欢晚上喝些酒的养父在酒酣之时，总会从碗里夹一大块肉给中岛。中岛8岁那年，养父因病去世，养母后来改嫁。

　　中岛的第二个养父名叫李希文，他的大名也从“陈庆和”改为“李成林”。12岁那年，中岛染上浮肿病，同村已经有两人因此丧命。父亲赶牛车拉着他寻医问药，为他捡回一条命。

　　他的第三个养父名叫赵树森，河北唐山人，当过码头工人和林场伙夫。中岛长大后才明白，其实养母和这位养父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一天，只是为了帮他把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有更好的前途，才再次“改嫁”。

　　1958年6月，听从老师的建议，16岁的中岛踏上最后一艘遣返船回到日本。因为手续匆忙，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到村里向养母告别。从此，他再也没能见到养母。

　　回到东京的中岛拼命学习，高中毕业后进入日中友好协会工作，后来转行成为一名翻译，直到退休。他一直记着离开中国前老师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将来要为中日友好做些事情。

　　一次，他被朋友叫去为归国的战争遗孤翻译家信。打开信封，掉出养父赵树森和他的日本养女一家的照片。原来，早在收养中岛之前，赵树森曾在东北一户日本人家当长工。战败后，男主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女主人病亡，留下3个儿女。大儿子跑出去给人当苦力。赵树森帮着埋了女主人，把才3岁的小儿子送给附近没有孩子的人家，把女儿收为养女。

　　中岛这才知道，自己无儿无女的赵树森，曾经养育过两个日本家庭的遗孤。这个身体佝偻的“赵驼背”，成为中岛心中永远的英雄。

　　在中岛位于东京的家中，挂着一幅用几张小照片拼接起来的沙兰镇全景图。“日本是我的祖国，中国才是我的家乡。”他说。

　　在日语版的《何有此生》中，中岛描写了许多昔日东北农村的生活景象，这是他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回国后，中岛曾和养母通过一次电话，因为线路原因，他们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靠接线员传话。他在电话这头喊“妈妈、妈妈”，养母在那头喊着“来福、来福”。

　　中岛收到养母托人写来的信，信中说：“我们没有儿子，以后有机会见到来福还会叫声儿子。”中岛说起这段落下泪来：“我的中国养母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她的心像水一样清澈，没有一个污点。她抚养我没有任何企图。”

　　退休后，中岛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回忆录，但出版社对这位“新人”并没有信心。中岛只能花费100多万日元自费出版，这相当于他一年的退休金。因为没有销售渠道，他就找到家附近的书店。店主中村德义最初只让留一本试试，第二天一早却主动打来电话：“昨晚一宿没睡把书看完，被深深感动”。中村通知公司旗下几家书店在店铺显眼处推广此书，一下子卖出了170多本，成为该店最佳畅销书。中村德义说，他卖的不是书，是“感动”。

　　中岛已经成家的女儿也在社交媒体上帮忙推广此书：“没有中国养父母就没有我父亲，也就没有我们。”

　　中岛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信中说，“中国人太善良了，很感动”“重新认识了中国人”。

　　中岛告诉记者：“第一版500本已经售罄，第二版加印了1000本。” 今年7月，该书的中文版将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本报东京7月15日电）

      （编辑/王晓杰）